（新修的月明楼就这样靓丽矗立在明清古巷，这曾是益阳叫响近半个世纪的名称） 

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家战乱几十年，国民党八百万军队都被消灭了，天下思定，铁定是共产党的天下，这种大局的稳定是空前的，即使出现一些内乱，都是芥廯之疾，不足为患。

按理说，这是个百废待兴的时期，但新中国是以工农兵为立国基础的，其国家的经济性质也就是农业国，这种以工农兵为主流的思维，对商业历来就是是轻视甚至是鄙视的，百业待兴，唯独不能兴商业，有“兴资灭无”的嫌疑。也就是在这个大环境下，建国时期，明清古巷的商业大户疑虑不安，不少大中户撤资或散资，出走乡下和外地，建国初期，商业可说是一片凋零，尤其是1954年发大水，整个明清古巷都淹在水中，可说真的是“一贫如洗”和“一穷二白”。

明清古巷是益阳水运商业发展起来的古城，多数建筑兴起于明末，定型于清朝，完善于民国。但其中有一处建筑叫响于1949年解放后的新中国，它就是“月明楼”。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工业农业都在“赶英超美”，唯独商业不好提口号，因商业被当时的意识形态认为是资本家代名词，那是一个探索与折腾的时代。可城区人要吃饭，于是在1956年公私合营和大跃进时期，先后组织成立了；国营万年红饭店，稻香油食店、胜利小吃店、南北水饺店、翠园汤食店，其中也包括月明楼饮食店......。上述这些名称，今天我们感觉是有些荒唐也不知道的名称。

（消失在明清古巷民国初期的广告与解放后大跃进时期的广告） 

但月明楼的建筑也有些荒唐，首先，这是利用新建的大堤作为屋场台子，这种未经任何规划管理而建的房子，这在今天是很难想象的，尤其是建在大堤上的，其次，这是由将军庙几户小个体经营户1956年合资组建的，当时建房时，尽量争取在政治形势上赶时髦，学习“苏联老大哥”，当时益阳有股按苏式建房的风，因占据在十字路口的街角，便起成一个象大码头百货商店一样的外圆形建筑，然这栋房屋才建成一层，且是按苏式起的四根克林姆林宫圆柱，却遇上大跃进，全县全市都要给“钢元帅”支持让路，建筑队抽去建炼钢炉，备好料的苏式建筑只得让路，月明路只得在建好的第一层炸油碗糕、白糖饺子和油条包子等。等得炼钢炉建完，再起第二层月明楼时，已是1959年益阳饮食服务公司成立，建设中的月明楼第二层接到公司内部的通知，已和苏联翻脸，不能再按苏式建了，所谓原设计的“苏式”，除材料改土木为砖石水泥外，主要是建筑要中间高两边低，主楼高耸，突出楼顶。于是，便迅速将这煮夹生了的饭重煮，中间高的顶除掉，反而把屋顶南、西两边的墙加高，成了墙高顶底的建筑，而建顶的材料便改成门前的一块鸭舌板，由于该楼多半建在堤上，二楼顶上的东西面又各加一面遮阳墙，故显得比街面的三层楼还高，因此，正式定名时，用宋书正楷书写 “月明楼”三个白漆大字。

其实，这名称也起的有些荒唐，一个以小吃起家的店子，不起贴切于吃饮相关的名字，反而叫这么个观景点名称，似乎与地点，行业都不贴切。但这反倒成了当时赶英超美大跃进起名跟风的一股清流；如大码头改成“上游”，桃花仑改名“先锋”，城内改“前进”，万年红饭店等，这些曾经辉煌，也曾经荒唐的商店地名，我们今天都找不着了，因这些名称在1961年的中央关于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中，都成了一现的昙花，唯独月明楼，却没被调整掉，原因是一件大事使月明楼扬名；还是1960年4月底，一个穿得熨帖的中年男人走进了月明楼，居然点两份面，两个肉包子还有两个白糖饺子。谁知这男子吃完站起来就走，急的卖面、炸白糖饺子的店员喊他付钱，而该男子头也不回，急速往河边上走去，店里几个人忙赶出来，等得追到河边，河里只有男子沉河的涟漪，原来，该男子自杀了。后经调查，该男子为安化大福人，开春以来，妻女先后饿死，而最近的小儿子，在他怀里饿死前想吃白米饭的而不可得的惨景使他万念俱灰，于是，走上了做个“饱死鬼”的这条路。

那年饿死人的事不稀奇，但这男子毕竟是在闹市投河自尽，属于人命案，按规矩要上报公安局，并上报到专区公安处，那时，益阳属常德专区公安处，于是，公安处侦察科派侦查员王植楚前来调查，又是取样、照相、采写证人证词什么的，回去后，他的报告结论认为，应该定为对社会主义不满，定性为“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不然，饿死人传说起来不好。可这个报告当时的处长刘佳时看后，认为这样定性不厚道，饿死人的现象确实很多，死了还给别人戴顶反革命的帽子，是连家族都会殊连的，于是，决定按“神经病”结论定性。

恰值此时，党内高层也开始“反五风”的反省；人为“大搞一平二调三收款，大刮共产风。给国家带来了很大困难，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灾难！”。于是，益阳月明楼的案子便被许多领导作为案例来举例说明，有的甚至连“神经病”这种定性都否定了，但客观效果是，月明楼的名气居然在省内干部会议上传开，使许多人都知道了益阳的“月明楼”。

“月明楼”做“饱死鬼”的事件虽然逐步回到了客观现实的结论，但更面临客观现实的则是益阳市饮食服务公司了，因全市20几个饮食网点几乎都遇到了这种情况，虽没死人，但吃饭后无钱可给，并愿意抓起来吃牢饭的人很多，这样是玩不下去的。于是，便在月明楼召开了应对会议，开应对会的都是工人干部，思维单纯，认为只要先交钱后吃饭，这个问题就杜绝了。但当时的商业局长胡资元却认为太简单粗暴了，先吃饭后结算，是千年商业的规矩习俗，尤其是对喝酒的人来说，还可扩大销量，千年的“买卖”规矩“买”在前，今要改“卖”在前难免会引起社会的非议，但只要有艺术的方法，变个花样就可过渡了。

胡资元局长的定调，月明楼的经理心领神会，马上拿出了一套月明楼开创设计的竹牌设计方案，全限在饮食小吃，有发糕、包子馒头、蒸菜的系列，再就是油炸的白糖饺子，金果它、油碗糕系列，甜酒冲蛋等，这里以主要面食为例，虽分麦面和米面两种，但价码都一样，做成四种一根香烟长（无过滤嘴的），两根香烟宽的竹牌子，牌头一公分分别涂上红漆，为三鲜面，0.22元一碗，黄漆为酱汁面或牛肉丝面，比肉丝面多一分钱（那时很少有牛肉面，因耕牛是战马，严禁宰杀，但也有病、老残死的），绿漆，为肉丝面，0.17一碗，再就是没漆的竹牌，便是“光头面”了，0.08元一碗，这些面，每碗都要交二两粮票。

这套牌子设计方案上报饮食服务公司后，马上被商业局全市推广，随之又被常德专区、省里商业厅肯定推广，可说是计划经济以来的一大发明，并补充完善为 “先买牌子后吃面”，这句话的内含是；千年的买卖规矩没变，还是“买”在前。“先买牌子后吃面”，1960年七月份出现在全省的商业现象，起因竟然是益阳的“月明楼”。

1962年常德分专区过来，机关包括企事业单位、工厂，使益阳市区平添几万城市人口，因益阳月明楼做“饱死鬼”的故事常德专区曾小道听说过，故一到益阳就知道益阳的月明楼，但客观地讲，月明楼真正的出名，还是因为它的经营方式和招牌菜。所谓招牌菜，月明楼当时没有炒菜，因场地小，客厅面积就60来平米，摆着七张四方桌，长条凳，没有炒菜排油烟的厨房，而是就在大门口的两则加工餐饮，招牌菜即蒸菜。那时才调到益阳的外地人，都是吃机关工厂食堂，来客后，多带到月明楼招待，许多老人还记得当年月明楼招待朋友客人的情景；一张红票（一元），三两粮票可吃得有余有剩。粉蒸肉垫洋芋头（土豆），0.30元，蒸猪脚垫芋头，0.25元，下水（猪肠），0.20元，猪肺0.10元，猪血0.05元，另三两粮票蒸饭0.06元。这既不是小吃，又不是饭筵的饮食，当年很是适应益阳城市的市场，尤其是粉蒸肉，可说是益阳当时最出名的招牌菜，至今还有许多人怀念。

而当地居民食客，也以月明楼只收粮票不收米（其它的国营饭店都收米抵粮票），加之此楼打酒用的是冰铁提子，可保证份量，不象其它商店和门靣，用竹筒提子，显得更公平，是“街上人”文明的象征。

从1962年常德分专区过来，又正值落实中央的《调整计划的报告》，恢复经济的时期，那个时期的月明楼可用八个字来写实；热气腾腾，蒸蒸日上，这不是形容，而是大门两边五口锅蒸、炸、煮繁忙的景象，是每日经营的现照。

文革期间，工农业生产似乎都受到过冲击，工业更是明显，因工人是领导阶级，但多数工人都是左右派的造反派，都在闹革命，唯独月明楼没受到过多大的影响，只是煮甜酒冲蛋的炉灶被造反派用来熬过几次贴大字报的浆糊，且还是他们自己出钱买的灰面，且店员也没受到过冲击，因多数都是女人，且都是新中国才成立和参加的工作，其真正原因是那时再造反，也离不开吃东西，因此，文革期间这里还是照样“热气腾腾，蒸蒸日上”。

月明楼，也因此由一个小吃店名，而逐渐被周边的人扩大范围而叫成地名，1968年，益阳市成立电杆厂，并用水泥电杆取代木电杆，邮电局在月明楼周边安装电杆时，竟然将周边百米内的电杆都编号为月明楼1——10号，邮电局寄信和发电报，也按这些编号送递，月明楼，竟然成了地址地名，这也是周边那些大跃进时期的地名和商店名都重新改名不复存在，而月明楼几十年不改名的缘由。

但1968年这里却出现了一个新话题；那就是地区公安处“红旗战团”造反组织的王植楚的话题，王植楚，也就是1960年调查月明楼做“饱死鬼”事件的侦查员，此人是个知识型造反派，照相、识简谱，教唱语录歌和领跳“忠字舞”，且还会写美术字标语，一直是地区公安处的积极活跃分子。1968年地区公安处进驻军官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谁知被另一支造反派“人民公安”贴大字报；王植楚的父亲在常德县蔡家岗学校教书时曾加入国民党，是“残渣余孽”，那王植楚自然就是国民党的“孝子贤孙”。

大字报贴出的下午，王植楚便失踪了，直到第二天上午9点钟才在石码头的浅滩上被“六道门”的搬运工人找到尸体，且在其上游月明楼的河边，找到一个“白兰”的空烟盒和一个扁形打火机，再就是近一盒烟的的烟蒂，确定为投河地点，月明楼的工人也证实；傍晚关板子时，此人在月明楼要了一个全套的蒸菜，三两酒。

王植楚时年36岁，死因结论是军官会作的；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自然，也成了月明楼的热议话题，并传说成各种版本，因王植楚穿着一身新军装，被解说为三青团、特工和双枪射手，且眼睛中有照相机等，并还引起一些小学生的争议，因王植楚的爱人周老师是桃花仑36班的班主任，王植楚死后，她只能若无其事，为了两个儿子，以示划清阶级界限。那个年代，就是这么荒唐和现实。

但1969年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月明楼的“热气腾腾”却有所减低，明显的标志便是蒸菜的取消，原因有二，一是干部有半数以上都上了沙头的五七干校，这是之前消费蒸菜的主力，便只能从此就归港航班而改成炒菜。二是对岸的地区机关与企事业单位的建成完善，橡胶机、省工具厂，其它的地直机关，这些地方都有自己的食堂，益阳的闹市已开始往南岸转移，尽管“月明楼”三字已做成水泥浮雕，但还是留不住益阳闹市南移的趋势。

月明楼在改革开放前，一直很平稳地运行，因它只是饮食服务公司下面的一个小饮食店，场地小，一直靠粮票、国营的竹牌子保驾，全店17个人，包括全套的采买与面食加工。建立之初就没有经营管理意识，随着城市改革开放的开始，计划经济体制逐步的取消，原本以为可以凭牌子、地理和拥有的资产资源优势站立起来，却被僵化的管理体制拖累，而益阳几处无资源、无技术的个体户，凭借一个炉子，几张折叠桌椅，却办的风生水起，其中的“郭老倌白粒丸”更是名响港粤。可月明楼却逐步难以支撑，发不出工资，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最终负债倒闭。

月明楼，近两代人的回味记忆，在计划经济时代最贴切益阳城市居民歺饮的实体。

作者 | 老汉

（一审：凌熙  二审：袁琳  三审：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