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笔者了解，湖南县城上百个，但有城隍庙的则不上十座，原因是：这种自汉就有的地方保护神——城隍庙，在明朝建立时，于1370（明洪武三年）年朝廷颁布了专门祭祀城隍的典章制度 ，下诏去除了之前城隍的各种封号，要进行重新申报御批，而申报的标准是：城高、池深（护城河）、世之崇于神者（社会信仰基础），上表层层申报。益阳城隍庙是1370（明洪武三年）由明太祖朱元璋批准的，按这四个条件，湖南批准的城隍庙不上十处也就好理解了。

　　因明太祖朱元璋是道教出身，开国才两年就破天荒地弄了对城隍庙的御封，虽初衷为 “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则不敢妄为”、“以鉴察民之善恶而祸福之，俾幽明举不得幸免”，但实则是对道教的偏爱抬高。事后朱元璋也觉得有些偏颇，在颁诏不久，又有去封的诏令，可这个时候，各地方的人们已不愿意承认城隍神去封号了，覆水难收，明太祖也就只好承认现实，任其自然，但却没再赦封城隍庙了，这也是城隍庙不多的原因。

　　因此，高皇帝虽在洪武二年（1369）诏封城隍神，但各个地方是在后来一段时间才陆续刻碑，益阳城隍庙诰命碑刻于明正统十三年（1448），距颁诏已近八十年。

　　下面便是益阳城隍庙的诰命碑：

（摘自鲁新民《鲁新民文集三卷》中第二卷《古碑遗韵》书中260页对该碑拓片解说记录。）

　　封益阳县城隍诰命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帝王受天明命，行政教于天下，必有生圣之瑞，受命之符。此天示不言之妙，而人见闻所及者也。神司淑慝，为天降祥，亦受天之命。所谓明有礼乐，幽有鬼神，天理人心，其致一也。朕君四方，虽明智弗类;代天理物之道，实罄于衷。思应天命，此神所鉴而简在帝心者。君道之大，惟典神，天有其举授，承事惟谨。益阳县城隍，聪明正直，圣不可知，固有超于高城深池之表者，世之崇于神者则然，神受于天者盖不可知也。兹以临御之初，与天下更始，凡城隍之神，皆新其命。睠此县邑，灵祗所司。宜封曰监察司民城隍灵佑伯。显则威灵丕著，佑则福泽溥施，此固神之德，而亦天之命也。司于我民，鉴于邑政，享兹典祀，悠久无疆。主者施行。

　　洪武二年正月 日

　　随着城隍信仰在我国民间的发展，各地人民信奉的城隍神愈加人格化、本土化、因地塑神，与时俱进，入乡随俗了。进入到清朝，朝廷规定主信佛教，多数道教的宫、观遭打压改成佛寺。清朝早期的所谓“僧占道观”，即道士被赶出宫、观，取佛寺代之。但唯独对于各地的城隍庙，则是完全继承了明代的城隍典章制度。这里，我们具体了解一下益阳的城隍庙的人格化、本土化和地方特色的情景：

益阳县志描述的城隍庙如下，城隍庙 附历坛

　　城隍之神，岁以五月二十七日诞祭。庙側有历坛，顺治初定每岁以清明日、七月十五日，十月朔日上、中、下三元，县官祭无祀鬼神，于本城之北郊用羊三、豕三、饭米三石、香烛楮礼随用，祭时请城隍神位入坛，其祝文曰；“普天之下，后土之上，无不有人，无不有鬼，神、人、鬼之道，幽明虽殊，其理则一。故有治人之法即有事神之道，念厥冥冥之中，无祀鬼神，昔为生民，其间有遭兵灾而损伤者，有死于水火大盗贼者，有被人取财而逼死者，有被人强夺妻妾而死者，有遭刑祸而负屈死者，有天灾流行而疫死者，有为猛兽毒虫所害者，有饥寒冻饿死者，有因战斗而殒身者，有因危急而自缢者，有因墙屋倾颓而压死者，有死后无子孙者，魂无所依最堪怜悯；或依草附水或作妖为怪，徘徊星月之下，悲号风雨之中，今迎尊神以主，此祭谨设坛于城北，兹当某元某元具备牲礼羹饭专祭本邑阖境无祀鬼神等众，灵其不昧来享此祭，祭毕奉城隍神位还庙”。

　　同治版《益阳县志》就介绍的更详细，足足有四大页，不但讲明了益阳城隍庙在洪武二年由知县周升所建，中途又由刘激、石震重建，还有后来若干知县、如明朝知县汪准的扩建等，但详细讲述的是清朝顺治年（具体是顺治九年（1652），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规定废除了明朝的冠冕、礼服以及汉族的一切服饰，但却保留了明朝服饰的纹理图案）。益阳城隍庙新建历坛，县衙的文武百官，每年三祭时，须焚香沐浴盥手，戴头巾，着礼仪道服，随唱礼官三跪九拜进礼，完成一整套祭祀仪式。并规定县衙每年三祭所用的银两以及香烛楮礼随用物品的规格等级，还有一整套严格严肃的收官礼仪程序。

　　明朝初年建立的益阳城隍庙，经过二百多年一个朝代的沧桑，竟然在清初定型为以“祭无祀鬼神历坛”为主的本土特色。

（录自同治《益阳县志》卷十·礼仪，第212页）

　　读完这些对益阳城隍庙的详细记载，我们的第一感觉是：益阳城隍庙是一个“祭无祀鬼神的场所”，并且是县令亲自主祭，在每年的清明、中元和下元，在县城北门巷子外用羊三、豕三、饭米三石、香烛楮礼，请四品的城隍爷为主、县长只能为东请鬼客，这些鬼客，全都是冤死、枉死、屈死、害死、疫死、自死的无子孙后人之鬼，这众多的鬼在严格严肃的牺牲礼仪程序中，享此祭后，便随奉城隍神位还庙，聚集约束在城隍庙的历坛了。

　　今天我们知道，这完全是哄鬼，且一年三次弄这么大的阵仗仪式，应该毫无必要，但稍一细想，所谓祭祀死人，实则是给活人看的，从今天的情景来看，似乎也没这个必要，这个活人，具体讲给一些什么人看？这里，就有必要介绍农耕社会城市的情景了，老益阳有句老话；“阴沟里没死鸡子捡”，喻意就是女人没有单身的。但反过来了，单身的男人便太多了，一是社会重男轻女的家族传统，生下女婴或淹或丢，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二是益阳为资水下游的繁华城镇，周边乡村的男子多到城里来讨生活，几年过去还没成家的。三是上游当兵的，或因部队打败打散，或因自己负伤，还或就是逃兵，都跑到才崛起的益阳城里来，因此，自清朝中期至民国止，益阳城内是一个单身男较为集中的城镇，像老益阳人熟悉的魏公、刘宝、更夫、路灯工等，都是无家的单身或鳏夫。俗语云；“男子无妻身无家”，单身鳏夫多了，政府稍微管控不好，便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这些人反正是断子绝孙，生活绝望，自然也就没有顾忌了。可县衙每年几次的这种祭祀活动，是公开地播散人文情怀，祭祀活动等于讲明；做人是有尊严的，活着有人尊重他们，死后，还有城隍爷惦记着，使他们感到了世界的爱，无论是活在阳间还是去到阴间，都有真情的人和神的关怀，生死都可以心安神定。

　　也正因为有阴阳两天地的人文关怀，使很大一批流浪到益阳的单身汉有了归宿安居感，而所城隍庙做的事情不像其它的行业宫庙是单一管理服务，是属于社会公益事业，再加上城隍爷御封的四品显祐伯尊贵身份，因此，城隍庙很自然的便成了鳏夫和单身汉所依赖的家园和靠山，也是当时益阳最有人气的庙宇。

（摘自1984年益阳市委党史办、五讲四美三热爱办公室合编出版的《益阳史话》）

　　益阳城隍庙这种因设“历坛”、每年祭祀无祀鬼神的公益，凝聚了大量的人气，县政府对此也乐见其成，索性把单身汉和鳏夫所从事的事情都交给城隍庙管理，像过去的街道清扫、打更、道路修补、晚上点路灯、巡夜巡河等，后来县衙门干脆连市场的规范管理，包括欺行霸市，冒次充好等事情的管理都交给了城隍庙。

　　拿今天的标准来看，益阳的城隍庙可算得上半个行政衙门了，不但有今天工商、城管、环卫、宗教等部门的司政职能，甚至还有公安、司法等部门的处罚职能，难怪益阳的九宫十八庙划龙舟、赛花灯时遇到城隍庙的龙舟、花灯，都要停锣息鼓，回避让道的，已俨然县太爷出巡。

（笔者考查益阳城隍古庙与张明安道长探讨 陈泽伟摄）

　　城隍庙毁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直到一个花甲过后的八十年代，经益阳市政府重新修复交还益阳市道教协会，成了益阳市道教协会的所在地，是湖南26座道教名观之一。如今重修后的主殿为明代始建时的原建筑。复旦大学古建筑专家来此考察时候曾赞叹：在湿度大的湖河地区，古屋房梁保存得如此完好，南方罕见。可见当时木材防腐处理的水准。

（益阳城隍庙道长张明安在中元节焚香祭无祀鬼神）

文/老汉

（一审：凌熙  二审：袁琳  三审：董来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