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历史发展十分重要的1978年，于我而言也是记忆深刻的一年——这年夏天我高考落榜了，成了一名复读生。

1978年高考的报名照

我们这一代文革中上学的人，对刚刚恢复的高考制度，并无深切认识，大多数人还是以玩为主，至少我本人是如此。落榜这个结果，无痛无感，以为就像某次考试失利一样。反正高中毕业了，工作肯定是有一个的。

大约是某个炎热的中午，我妈叫醒了趴在凉席上昏睡的我，很认真很严肃地与我谈了一次话。

大意是：像你这样的女孩子，最合适的工作就是当老师；要当老师，最好是读一个大学；而且，你爸当年的遗愿，就是希望你哥和你都成为大学生；再说了，你妈我当年一心想读大学没读成，你现在还有机会，何不复读再试一次？

爸的遗愿，妈的心愿，入情入理，让一贯听话的我无法做别的选择。不过，我表示坚决不去原来的中学复读——没脸见老师。当初学校为了备战高考，前一年在年级7个班中举行了一次摸底考试，择优组成了 “理科尖子班”，配备了学校最好的数理化老师，由数学老师担任班主任。

落榜前就读的中学，也是百年老校

自打进了这个“尖子班”，我有点自负感爆棚，以为进了保险箱，考大学是小菜，大学生也非我莫属。上课不怎么讲小话看小说了，但课间课后跳皮筋做游戏是常事。记得高考前冲刺的某个晚自习，我与一群小伙伴特地去得早，把电灯拉灭躲在桌子下捉迷藏，结果被住在隔壁的班主任查岗活捉。我成为落榜生，其实也该是意料之中的事：离录取线差了5分，最丢脸的是物理只有28分。

1978年高考，“尖子班”的男生考上大半，女生却全部落榜了，后来都经历了二战或者三战

母亲为我联系了县一中复读，据说那里有一个物理特级教师。学校离城里有三四十里，我们坐一小时绿皮小火车去，还得步行8里路。虽然在乡下，但名气很响，其前身是箴言书院，有一百多历史。因为是走的“后门”，我并不知道这所学校的名气，也不知道进入这所学校的难度，完全不知天高地厚。

益阳县一中前身是箴言书院，由清代名士胡林翼于1854年创建

校长姓郭，与我母亲是初中同学，见了我的高考成绩单，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你这成绩，理科肯定是跟不上班的，看你数学、语文还可以，改读文科的话，可能还有考大学的希望。他对我这个“关系户”一点都不留情面，说得我心里一酸，涕泪双流。没想到母亲赞同了他的观点，她一心希望我成为大学生，管它文科理科呢。校长的口气是不由分说、也是毫不留情的：学文科，可以考虑留下；想学理科，坚决不行。我流着眼泪考虑了两天，想到母亲的期待和背着行李长途跋涉的不易，无奈接受了现实。 

20世纪80年代县一中校门，保留了箴言书院原貌。2001年该校更名为“箴言中学”。图片来源：箴言中学广州校友会

理科转文科，城里到乡下，走读变寄宿，这一年对我来说还真是人生的大转折。从前一直笃信“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甚至还有过当科学家的梦，陡然转学文科，这个弯一下子还真转不过来。事实上，文科被轻视的状况在当时所有的学校都很普遍，我复读的学校也是如此。该校理科有4个班，配备的师资精良，在学校最好的一栋二层楼里；而文科只有一个文科班、一个英语班，学生总共加起来才四五十人，两间教室安排在一排低矮的土坯平房里。教室是土坯的，宿舍是通铺，因铺位不够，我班还有几名男生用桌椅搭成床铺睡在教室后面，那场景是以前在城里从没有见过的。我如何与班主任见面，如何进的教室，早已记不清了，终日恍恍惚惚，浑浑噩噩，常常是看着窗外土黄色的墙、黑色的瓦和几颗看上去就缺乏营养的小树苗出神。第一次语文考试，就只得了58分。国庆节回家多少次在心里默念不想再去了，但终究还是不敢说出来。母亲送上小火车时我抑制不住嚎啕大哭，除了离别之苦，更多的是复读转科之痛。

这种状况大约持续了大半学期。班上有位复读的张姐姐，比我年长五六岁，之前在乡下做过民办教师，抱着一颗改变命运之心来到这里，十分用功。她古道热肠还有侠女气概，见不得我这样不思进取，直言不讳、语重心长地教导：你既然选择来复读，既然已经不可能再学理科，整天自怨自艾，有用吗？！这样荒废光阴，你一定会后悔的！！一番直言振聋发聩，如醍醐灌顶，惊醒了梦中人。

的确，我既然没有勇气违拗母亲之意退学回家，就不如振作精神，发奋图强。思想转变了，学习状态有了根本改变：对之前十分讨厌的地理与历史，居然觉得有了点意思，甚至还想了很多诀窍来强化记忆，朝代大事做列表、国名首都编顺口溜。同时，在张姐姐的督促下，我俩结成学习对子，中午不休息，晚上10点熄灯后打着手电，互问互答，相互促进，成绩开始突飞猛进，终于在次年的夏天都考进了大学。我放了卫星，考出了该校复读生史上最高的分数，大大超过了重点线，第一志愿填了中山大学，最后被湘潭大学录取，毕业后一直在高校任教；张姐姐也幸运地过了专科线，录在了益阳师专。她来复读前是民办教师，毕业后圆了她成为公办老师的梦想。

复读班毕业照，后排右7为张姐姐，我在前排左4

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来说，总有那么几个时间节点、几个重大事件、几个关键人物至关重要，对一个人来说何尝不是如此。1978年，对我们的国家是转折的一年，对我而言，落榜和复读，改变了人生。

作者 | 陈晓红

陈晓红，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79年就读于湘潭大学并留校任教，后在华东师范大学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现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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