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话题是一张剧照引起的，2020年，益阳曾拍摄一部电影“金家堤”，电影放映后未见火起来，但一张剧照却在圈内火了一阵。

　　因这四人在益阳人文圈内许多人认识，且多能叫出名字，但这四人在一起，则不好具体叫名了，于是许多人便调侃“牛鬼蛇神”、“土豪劣绅”、“四类分子”等，调侃终属玩笑，不够准确，我市著名的漫画家邓正强先生看后，也认为不够鲜明准确，于是，他便作漫画一张发在网上，这一下，便把这个话题扩大，邓先生的漫画似乎是想做到中肯准确，还在画中著明“湘中四大土豪、大善人”。现把漫画刊如下：

　　“土豪、善人”，其实也不够准确，但比起那些革命激烈时期的词汇还是要准确，因新政权对旧政权的否定，简单的办法就是全盘抹黑。结果，连它本来的真实面目都难以找到和恢复了，如“牛鬼蛇神”、“四类分子”、“土豪劣绅”之称，只能是近代闹革命使社会矛盾激进用词，也就是因这长达近一个世纪的用词。它的本来历史作用和面目，我们这两代人倒真的叫不出它原来的称谓。其实，这就是在中国农耕社会里，和谐乡村几千年的绅士制度。在解放前的益阳农村，许多农民都能叫出他们具体的名称，具体为：绅士、乡贤、达人、善人。这四种人，就是过去乡土中国的灵魂人物。

　　今天的人可能不知道过去农村治理有这么个现象：即“皇权不下县”，这在过去很正常，因国家除养不起这么多公务员外，还因地方宗族势力和地方生产特色的区别大，皇权不容易支配到的乡村社会里，用统一模式难以控制管理，地方行政能力的不足也呼吁一种文明管理的自治模式，这种“皇权不下县”的现象，一直延续了一千多年，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天高皇帝远”，因皇权的最基层就是芝麻官县令和知县了。我们们曾看过牛得草的《七品芝麻官》电影，那是讲的明朝嘉靖年间的事情，也就是说，在明朝（公元1550年）的时候，皇权都还没下县。进入了清朝，这种状态才得以改观，像周星驰展现清朝的电影就成了《九品芝麻官》，就是讲皇权已经开始干涉治理县下的事务了。

　　这里，很有必要说一说益阳过去的乡村环境：两千多年来，益阳一直是一个县，在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的人文环境里，益阳属于文明的边缘地带，因再往西南西北推移，都属于蛮地文化，像梅山蛮、宝庆蛮、武陵蛮等，在西汉被称之为“北越”蛮地，这也是唐朝时期刘禹锡、柳宗元等流放地的原因。而益阳却一直属长沙府管辖，拿调侃来讲是“省里的”。二是益阳属南洞庭湖区，自明清以来，大量的江西人涌入益阳，这从今天各姓族谱可看出，有半数人都是来自江西。湖区外来人口的涌入，对传统的宗法血缘关系社会自然形成冲击，传统的宗族霸权局面已无法维持，因大家都懂，你以家族自大，压制不让外姓人活下去，也就是不让自己活下去，这是共存的人文生态，从一个独姓的乡村扩展成“百家塅”、千家洲、民主垸这种现状时，绅士制度的完成完善也就是地方急需的“乡规民约”了。

　　另外，益阳特殊的生产环境也呼吁一种新的地方自治制度，那就是乡村运行近两千年的“芒神祠”崇拜现象，这是农耕文化必要的拜天地形式，即每年开春和秋后要举行的庆祝仪式，这仪式的严肃庄重感需要有威望的人士来组织主持，因此，在“天高皇帝远”皇权不下县的状态下，推举地方德高望重有脸面的人维持地方局面，也是一个主要方面，据应劭在《风俗演义》上的记载，在1800多年前，益阳的这种芒神祠举办的“齎牛节”，后具体演化成“春社”、“秋社”的农业庆祝活动就存在了。

　　再就是乡村的日常生活也需要这种有文化、有见解的人滋润周全，尤其是生活交易发达的乡村，像土地、田土、儿女、童养媳的买卖过继等，再就是高利贷的借据契约等，这是一些从开始到结束都需要有公平公正的人来维持的契约活动。所以，农村都需要一种完善完美的乡村自治制度，故此，益阳的乡绅制度是湘中北较全面完善的制度。具体讲：

　　1、绅士。主要由科举及第未仕或落第士子担任，主持一个地方各种契约交易事件的签订和监督执行，有的地方因交易频繁，还需要定出两至三人，而为主的则只一人，其次的人则叫“缙绅”，其实，“缙绅”就是绅士的另一种称谓，但益阳的乡村为了区分主次，在有几名绅士的环境下才这么叫。绅士之所以要几名的备胎，原因一是这些绅士可能入仕做官走人，二是许多契约事件需要两名以上的绅士到场日后才说得清，如子女过继、买卖、童养媳，高利贷等，日后闹官司没两名以上的绅士不能作为证词。

　　2、乡贤。主要由回乡丁忧和养病回家的在职官员担任，这些人大多职位要比县令高几级，像明末益阳的罗瑜义、郭都贤都曾担任过乡贤，乡村举行重大庆祝活动，如元宵龙灯节、龙舟节、春、秋两社的农庆日，坐在主席台上或主持讲话是地方很有面子的事情，连县官都要恭敬有加。如乡村家族大户或百姓，谁家有人中举入仕，谁家被县衙门评为“五世同堂”家庭，百岁老人寿庆，能请到乡贤上座并主持讲话，那是蓬荜生辉的光彩。

　　3、达人。由宗族元老和一批在乡村社会有文化的书读得透彻的人担任，也是“德高望重”的权威人士，农村有许多带宗教和巫教的怪异事和现象，比如地震、天火、天降怪雨，动植物生怪胎，长怪果异象等，这些都需要达人的合理解释稳定社会，再就是生活中的犯煞，无名传染病，起屋葬坟的冲撞等，也须达人的调解与制止，还有迁坟、书写墓志铭、立牌位、族谱题拨等，也是达人主持，达人还是多半个书法家。另外，寡妇再嫁以及媳妇是否可以进祠堂，入族谱进祖坟等诸多宗教权威性事物的解释权和处理，都是达人到场后才能决定。达人，实际上是农村精神生活的和谐稳定者。

　　4、善人。这是过去农村中最出力费钱财的苦事，一般由有善心的中小地主担任，做善人的原因很多，信佛、没有子嗣、亲人中有怪异病和残疾，还有为子女积德图日后的心善之人。善人要做的事情很多，比如在水中和路上出现的无名死人和尸体，路破损，桥塌毁，本村的瘫子、无后的老人，这些，都是善人的事情，虽有些事情善人心有余而力不足，须发动村里的大户捐赠，但都是以善人为主组织发起，有能干好善人的地方，真的还善名远播。

　　以上的四种人，便是过去益阳乡村“牛鬼蛇神”的本来面目和称谓，也是中国乡村几千年乡绅制度的中华文化，它强调伦理道德，通过礼、义、廉、耻、忠、孝、仁、悌理论标准来规范社会行为，主张尊卑长幼有序，从而形成社会成员按照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划分等级，形成严格的等级制度。在农耕社会里，它无疑是一种行之有效且较合理地制度，不然，不可能运行数千年和数十个朝代，在人类历史中，可能还找不到有这种完善的百姓自治制度。

　　这种乡村自治制度特征便是；

　　1、这批可说公务员或乡干部的四种人，却从没拿任何人发的工资和地方税收的分成，他们可说是真实的“为人民服务”，是社会成本最低的乡村秩序维护制度。如；他们所维护的百善孝为先，孝道文化居然替代了数千年的养老制度。自然，他们也经常被人请吃喝，且收红包，但这个红包没有公权力的交易因素，纯粹就是一个工匠钱，从绅士到达人，要写下许多契约调解书和评定书。而善人则连这点吃喝的方便都没有，不但没红包，甚至没领情的人，如处理无名尸体，修补朽坏的桥梁路面等，他有的只是一个募捐的发起权。当然，这些人都是体面人，经常主持和出席露脸的场合，也是被先敬酒的人。

　　2、这是一种乡村的自然生态制度，自清朝“皇权下县”以来，推行保甲行政工资制，但马上感到容易形成官民的矛盾，弄得不好还会激化对抗，而这种乡绅制度，非但不能使矛盾激化，反而会消解得无形，因此，整个清朝对南方的这种乡绅制度都很尊敬，尤其是益阳县，直到民国末都还保存了这种乡绅制度所形成的风俗。

　　1912年，民国政府曾颁布《服制案》，将长衫马褂列为男子常服，而这种规定标准服饰就是乡绅制度中的绅士服，是在满人长袍马褂上的改良，即上身为长袖，不是满人适合骑射的短袖，下身也是不能骑马的长衫，以示汉民族的斯文。但益阳县农村的绅士服虽与公务员的便服相同，还是采取了一些区别的，即用黑色面料，织暗福、禄、寿、喜花纹，以标明乡村四种人的身份。

　　按理说，这种近乎完美的制度是完全可以延续下去的，但这乡绅制度却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没有定期的届选和换届制度。再严格地讲，所谓“乡绅制度”，根本就没有一个制度，他是乡村社会自然生态的一个产物，它的产生夹杂了浓厚的中国国情；如面子、祖荫，个人能力和魅力，再就是一定程度上公认的公平公正，还有拉扯不断的家族人情关系等，但这还并不影响它的发展完善，它已经成为乡村的一种生活规范和生活习俗。我们所熟悉的乡规民约，我们必须遵循的“入乡随俗”，就是没有程序章程的制度。也正因为产生没有程序，自然也就没有弹劾罢免的程序，更没有制度自我纠错修复功能，以致有人终身霸占着这些位置，在社会环境恶化的大气候下，也就是后来弄成“土豪劣绅”和“牛鬼蛇神”称谓的原因。

　　作者  邓亚龙

（一审：凌熙  二审：袁琳  三审：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