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为光绪三十二年（1906）刘国汉所创办的“利益人力车行”所在地，即今天明清古巷灯笼馆巷与玉陵坡巷中间的地段，解放后，此地曾多次更换用途，如南货店，豆腐店，文革初期豆腐店起火，后新建的红砖屋，又经历过许多次改变；如纸盒厂，钉子、拉丝厂等，但此为“利益人力车行”原址。

“利益人力车行”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卖车与租车，另一部分则是做车与修车。卖车与租车的模式，与其它城市无异，但益阳早期的做车与修车部分，今天的人是难以理解的；因整座车都是木制的，具体讲，都是中国传统战国时期鲁班的技术，还停留在农耕文明时期，但益阳因麻石街路面的凹凸不平，且花岗岩路面超硬，故利益人力车行在制作时，作了一些改良；为解决颠簸剧烈，拉车吃力，在车轮压面上尽量变窄，车轴辐条则尽量的减少变细，但这样一来，便给人力车的制作带来了很大的技术难题，农耕文明没有科学，但有技术改良，益阳人力车行在技术改良中还是很有见地的，如传统的木头干湿、软硬的榫卯结构，都有不传的“秘方”，但这也提高了益阳木匠的传统手艺。

但起源于日本四十多年前的人力车，因日本已迈入工业社会，有了科学革命，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先后完成了滚珠轴承，钢丝辐条，钢圈轮纲，橡胶外胎，充气轮胎等五代革新。而益阳的人力车则还是春秋时代的第一代，这、便是农耕社会与工业社会的区别。

（摘自《益阳县交通志》·大事记·第16页）

上页按顺序可做三点解读；1、人力车行是在轮船通航益阳后才启动的，即1906年，汉口开埠后，益阳未启动人力车，可见当时城内并无这种需要（上《益阳县交通志》记载为“头堡”有误，应该是二堡，也就是明清古巷石福良百货店旁边，因当年的轮船客运都在此处的韩家码头归港）。2、益阳徐之浦是在湖南第一名，早于长沙开埠通航三年。3、正同听的沅江谢典序等创办的“指南轮船公司”，首航竟然是益阳，可见当年益阳在湖南的航运地位。

益阳城内的人力车，开始是由千年传统的小推车演化而来的，但小推车因要适应乡村路面，故轮面不能窄，否则会陷入泥中，但光绪末年，益阳城内的麻石街路面已经成型，宽轮面除拉起来吃力外，主要是颠簸剧烈，故开始改造的人力车，轮面只稍窄了一半，上图左为瑞士摄影家在益阳城内拍摄照片，右据传为挪威漫画家的素描。

当益阳这种用传统技艺改良的人力车出现在益阳街头，且还生意活跃时，早就来益阳定居的欧洲人、主要是挪威人却不坐这种车，欧洲文明认为，他们是马拉车，而我们这里则是人拉车，未免有把人当马的意味，他们不了解的是，这之前中国都是人抬轿，而是把人当骆驼，那种压迫感就更明显，这便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当“日昌”号的日本轮船宣统年间在益阳通航后，许多日本人与南洋人来到益阳，在益阳人的眼里，他们也是“洋人”，传统的益阳人是以衣着看人的，这个衣着，不是穷富的区别，而是式样，即穿洋装，但这批“洋人”来益阳却没有欧洲人的那种讲究，连价都不讲，很自然地就跳上了人力车，因此，益阳的人力车有了市场，也是因为益阳大码头航运客班船的发达，给益阳人力车带来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

但在二十年代大革命时期，益阳的农民运动兴起，许多青年学生尤其是主张放脚、自由恋爱的女学生，认为人力车是一种压迫现象，是明显地人压迫人，于是组织游行，并到人力车行去扬旗喊口号，却遭到拉车工人的群起反对，认为这是砸他们的饭碗，不拉车谁来养活？学生们也自然地被拉车工人驱散。但学生们又在一起商量，认为坐车的都是有钱人，是剥削阶级，于是，学生们三五个一群，见坐车的就喊着口号拉下来，结果，又与拉车工人发生矛盾，并发生肢体打斗，自然打不赢吃亏的多为学生。

后来，农民运动被镇压下去后，曹屠夫（曹明阵）主政益阳，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因那批当时反对人力车、拉乘客下车的学生，这时许多都在外地读书求学，而放寒暑假时，回益阳多因行李沉重，都是乘坐人力车，并且，假期里他们同学间的相互往来，也多是乘坐人力车，青年学生倒成了乘坐人力车的主流，自然，也没人喊口号拉他们下车了。

可到了民国二十三年（1934），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发起“新生活”运动，一些社会团体和学生认为；这种人力车是一种没有礼义廉耻的现象，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坐在车上，五六十岁的老人拉车，并呼吁政府出面废除人力车。对于这种呼吁，当时益阳的主政者曹屠夫（曹明阵）曾说过一句传开了的话；先是共产党，现又是国民党，与人力车叫什么劲？做生意的事，只要愿打愿挨，你管他作甚？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益阳城内的大户与中户多因跑路和散财，再加上那几年城内经常汛期进水，加之新政府的干部不准乘坐人力车，人力车的市场逐步萎缩。1956年，益阳实行工商业改造，利益人力车行解散，人力车也就自然消逝。

但上世纪九十年代，益阳市大批企业倒闭，许多下岗工人自谋职业，人力车又成了一大选项，可此时的人力车，已经是进化了几代的脚踏三轮车了。

                                                       老汉   2024年底

这里还介绍一则这之前老汉采访任汉良老人口述的故事，老公安任汉良老人有个习惯，具体喜欢到实地指点，故事还得先从益阳“人力车行”说起，许多人都知道过去的黄包车，但都是通过电影电视、包括老电影骆驼祥子所看到的黄包车，都是钢架胶轮的现代黄包车，而过去益阳的人力车，则全部都是木制的，今天要做这么一架黄包车，除木匠行业已经失传外，就是人工，非一个月不可，不说木头的要求难以达到，就是人工工资也得上万元，因此，现代人能看到和想到的人力车，都不可能是过去益阳的“人力车”了。这里，还是听任汉良讲表哥说的故事，他表哥叫李立山（2004年去世），一个祖辈三代的木工世家，就在老益阳的人力车行工作，这故事就是因李立山引起的，下面就是他讲的往事；

过去的益阳人力车行，可说是集中了益阳顶级的木匠师傅，就是当时的小木技艺都无法比，过去的小木与机关虽然做的精巧，但那是固定放在家里用的，而这黄包车，却是要在老益阳的麻石路面上载重滚动，而且，还要精致漂亮，各方面都要精美到位，说白了，老益阳的木制黄包车，是一件益阳木制的最高工艺品，这样的工艺品满街跑，或许没什么人欣赏，但是，在将军庙的利益人力车行木工车间，1944年冬，却有一名日本士兵经常跑来观看，那时，在益阳的日本人是上等人，地位很高，可这个天天跑来观看的日本人竟然在我面前表现得殷勤有礼，装烟端茶递毛巾的，年纪和我差不多，也是二十来岁，自报姓名叫三木太郎，祖上也是做木匠的，他现在在窖湾村日本人的仓库当守卫，是专门守夜班，故白天来看我做木匠活。

我开始还有些怕日本人，但两个年轻人相处久了，尤其是这个三木太郎又这么喜欢木工和佩服我，并且，听到他讲所拜的祖师爷也是我们的鲁班先师，于是，我也就变得随便起来了，还让他在我们的木工车间做了一个小马扎和书箱，这中间我也告诉了他一些木头干湿冷热搭配的秘诀，他为了感谢我，也经常买些熟食和点心来，因此，我们两很谈得来，但我还是不敢与他过度亲近，因怕有“汉奸”之嫌。可这事还是因我与他的亲近惹出了一场是非，那还是民国三十四年端午节时，三木太郎到我这里来后，说是营房的床坏了，他要回去修一下，其他工具都有，就是要借我的墨斗用一下，说实在的，我的工具都一般，唯独这个墨斗是祖上爷爷传下来的，是个血椆一体挖雕的整体墨斗，做工非常精细，用的是丝线，墨汁也很讲究，是用云烟墨调的，本身就是一个工艺品，三木太郎要借用，我也就只好借给他了，他说好第二天就送来，可是，不知这三木太郎为何不守信用，七天过去了一直未来，于是，我便麻着胆子到日本人的窖湾村仓库里去找他，但隔老远就被日本哨兵喊住了，我解释说，是来找三木太郎的，他借了我的墨斗，说是七天前就还的，到现在还没还，现急着用，于是来讨还。

那哨兵问完我的话之后，不让我进去，他自己进去不久，就把那个墨斗给我拿了出来，我还想问一下三木太郎的情况，谁知那哨兵却要我快走，这里是军事重地，旁人不得参观。于是，我便拿着那个墨斗回来了。可是，当我才回来不久，街面上轰动了起来，我由于急着用墨斗下料，便没出门看热闹，但街上的闹动越来越大了，不一会，我们同车间的师兄弟喊我；立山，你还不出去看，那个常到你这里来的三木太郎被捆起来在街上挨打。一说到是三木太郎，我隐隐感到和我有些联系，于是，慌忙跑了出去，这才发现，三木太郎下身穿着军裤，而上身则是个赤膊，被绑在一条长板凳上，立着放在一张八仙桌上面，而下面站着一个士兵执行，傍边站的一个当官模样的日本军官念着命令，那日本军官叽哩哇啦念一阵后，旁边的翻译便把它翻译成中国话，然后，站在下面的士兵便拿着一条长鞭猛地抽向三木太郎，三木太郎不知被抽了几鞭了，背上已经血肉模糊，一鞭下去，他就大叫一声，我正慌乱不知所措，猛地听到了那翻译念叨出我的名字，原来是三木太郎借了我的墨斗没还挨打，于是，我想走近前去却被站在旁边的日本兵用刺刀把我拨开，那拨开我的日本兵也是叽哩哇啦的，我听不懂，但被刺刀拨开，还是很吓人的，于是我不敢近前讲话，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三木太郎挨打，打了多少鞭，我不清楚，听旁人讲共打了17鞭，看那三木太郎，背上已经是血流如注了，我突然感到后悔和害怕，这不是我害了三木太郎么？在大街上当着这么多人挨打，今后还叫三木太郎怎么出来见人？我越想越害怕，于是，下午晚饭时节，我又走到窖湾村的日本仓库群想去看看三木太郎，但隔老远便被日本哨兵喊住，直拿枪挥赶着要我离去，我不敢近前，又听不懂话，只知道不能走近，于是，便只好离开。第二天中午，我特地到樟树药店买了一瓶专治跌打损伤的药酒，又到街上买了一瓶益阳小曲，再到鹅羊池称了半只烧鹅，还特意请老先生给三木太郎写了一封信解释说明，当我走近仓库大门时，又被哨兵喊住，于是，我忙摆动着两手的药酒和篮子，日本哨兵见我双手拿着东西，便放我近前，我用益阳话讲了我与三木太郎是朋友，特来看望他的来意，将手上的东西都递了过去，那日本哨兵似乎能听懂我的话，把包烧鹅的荷叶揭开看了看，又闻了闻，然后，打开那瓶酒，又要我喝了一口，用生硬的中国话对我说；“你的，李立山西山，看望的不能，心意大大的好！我们与你转达”。说完，便挥着手要我离开，我呢，因为送脱符了这些东西，心里也感到安稳多了，如释重负，回到了人力车公会。

可是，半个月过去以后，人力车行的何老板把我喊了去，进屋就埋怨；“拐嘎哒场，你这次闯大祸了，我们人力车行、只怕人力车公会都会被你连累，你交的那个三木太郎死啦，那次他之所以没还你墨斗，是因为他水土不服，得了伤寒病，你去要墨斗等于告了状，当街那一场打，不久就得了摆子病，昨晚就死了。他那一帮当兵弟兄岂与你罢休？带人来闹丧，说不定把我们车行都一把火烧了，我们这里不能留你了，你还是出外躲几天，等风声消停后你再回来看看”。

说完，又对我说；“你要躲只有往西边去，我一个表弟叫龚悦朋的在谢专员手下当差，日本人奈何不了他们，说不定你这么好的木工手艺他们还用得上呢，你就对我表弟说，是我要你来找他的”。

我听说后，也真的感到闯了大祸，死了人，是我惹来的，于是，慌忙收拾一些木匠行头，连夜就往桃谷山赶了去。

当我在桃谷山军营找到龚悦朋后，讲了何老板介绍来的事情经过，谁知龚悦朋却要带我去见谢声溢专员，说谢专员想听这些城里日本人的事情，于是，我到谢声溢司令的办公室又把刚才才说过的话重说了一遍，因是第一次与这样的大官面对面讲话，就像遇到菩萨一样，又把我对会牵连到人力车行和人力车公会的事情说了出来，看谢司令有没有办法帮忙过关。

谁知谢声溢司令听完我的最后问话后，却会心地笑了；“怎么会呢？你以为日本人这么大张旗鼓地到大街上打人是为了显威风？他们是为了显示他们的纪律严明，是要益阳老百姓相信他们，如果到人力车行去闹，甚至还烧人力车公会，岂不是这戏白演了？不会的，肯定不会的！不过，对于你，三木太郎的兄弟们看到了会不会在街上揍你一顿，这我倒不敢担保，但你既然到了我们这里，这倒可保你没事，反正这里也需要木匠，但不知道你对木模工熟悉不”？

问到木模工，我连忙点头说会，因这几年来，城内许多翻砂车间都请我去做过木模。看到我点头，谢声溢司令打量了我一下，对门外喊；“勤务兵，你去把谢春辉处长叫来”。谢春辉是后勤处长，也就是专门安排我工作的，也是益阳城内青龙州的人。

就在趁着等谢春辉处长时，谢声溢司令与龚悦朋等几人却就我这事议论开了；龚悦朋说；“日本军这纪律也太严明了，像我们这里发生这事，一般是不当回事的，即使当回事，顶多也就是关半天禁闭和责打两耳光”。另一个当官的说；“这不是纪律的问题，这是日本人在益阳老百姓面前演戏，表示他们的军队比我们的军队更不扰民”。还一个当官的又说；“不扰民？纪律？是这么回事吗？日本人在益阳奸淫掳抢，这样的坏事哪一天不在干？哪一件又不是扰民和犯纪？说不定又是汪精卫出了什么新花招，和我们争民心呢！”龚悦朋接过话来：“日本人会听汪精卫的？要出花招也是日本人出的”。就在他们争论不休时，谢声溢司令开口说话了；“你们不了解日本这个民族，这也是我对国人最哀叹的地方，日本人这次鞭打三木太郎，既不是什么纪律，也不是说他扰了民，要是他杀了人，说不定日本人还会称赞他是真的武士，他们是在告诉我们中国人，日本人最讲诚信，说了第二天还回去就必须准时准信，三木太郎不论什么原因都不应该失信，日本人这次打的就是三木太郎不守信用，信用，是信任的前提，更是信仰的基础。其实，这顿鞭子该抽的应是我们许多的国人”。

谢声溢司令说的这段话我没听懂，但他担保的人力车行不会受连累，这倒是真准，一直到日本人滚出益阳，他们都未到人力车行闹过事，也没听说要找我这个人来报仇的，这一点，我倒是真心地佩服谢声溢。但三木太郎的死，我总觉得是一块去不掉的心病，我也清楚不是我害死的，也不是对这个日本人有情义，但总觉得有一种“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的愧疚，不是愧对三木太郎，而是愧疚于人生一世，理得清却又道不明，光复后的清明，我曾跑到窖湾村的原日本仓库群四周去寻找新坟，想找到三木太郎的坟墓烧柱清香并表明心迹，但四周寻遍也没找到，后来听说日本人死后，骨灰都收回去了，但我还是在仓库的旧地上焚香三拜，拜谁？我说不清，总觉得做人要对得起天地良心。

笔者评；三木太郎在益阳挨打的事情，许多益阳人都知道，按理说，日本人这种用生命守护信用，本是中华文化“仁义礼智信”中的传统诚信，是“信”在益阳的实例诠释，但由于日本侵略者以大恶为始，而又以失败为终，故此，这段本应是流传下去的诚信故事也就在这恶始耻终、侵略者下场的大结局中湮灭了，多数益阳人反倒把它作为日本人在益阳的闹剧之一。其实，谢声溢的话今天我们能听懂了，只要我们能冷静并心平气和的看这个问题，祛恶扬善，这何尝又不是值得益阳人反省思考的一桩往事？

作者 | 邓亚龙

（一审：凌熙  二审：袁琳  三审：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