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古巷魏公庙巷南面出口嵌镶在绿化墙围内的残碑）

（拓片专家鲁新民拍摄魏公庙巷的残碑与拓片）

魏公庙巷南出口的嵌在墙上的这块碑，许多益阳文化爱好者都看过，也都解读研究过，还有许多人问过我；似乎都被难住了，难住的原因有二；一是此碑太残了，至少有多半不存。二是碑的基本概念不清；如谁立的？店东、煙匠是谁？煙是什么？为何要立？目的是什么？等等，总之，即使是全碑，读出来也是一头雾水，于是，只好放弃作罢，不了了之。

碑文；

湖南长沙府益阳县事直隶州用即补……

陈有宾、谢长泰、刘迪斋、罗怡茂、公兴、福宏茂等以蒙结恳……。在卷沐赏示泐石，诚恳日久玩生，公恳赏准出示……。住因店东拂意动辄挟忿生端，藉会滋事把持挟制，纠党……。……各前县讯明断结，不准各煙匠挟制停工，把持……，不得再藉会规，妄生异议，并将滋事之煙匠责…….讯明此案经历王杨各前县断令……。……次彭端峰等复敢藉会滋事，辄因该立……。……并不加以刑责，乃各工异常横……。……行给示泐石，为此示……。……店东指名具禀定……

右……

这段残碑文，老友拓片专家鲁新民就曾被一个字所迷惑；“煙”，这也是许多研究迷所迷惑的字，因老益阳有切烟的行业和习俗，且比一般手工艺有市场，平时切烟，过年边上切烟笋、明笋，很忙活的。故认为是“煙匠挟制停工”是切烟手艺人罢工以至闹出事端。其实，这是误解“煙”，古人对此概念分明；《说文·火部》：“煙，火气也。从火，垔声。烟，或从因”。煙、烟就是一个字的两种写法，且与繁简无关，只是字体不同，就像“寿”能写出百余种一样。碑中的“煙匠“，老益阳的切烟行业则应是“菸匠”，过去我们常见；仓库重地，小心煙（烟）火，但绝无“小心菸火”，因“菸”，指“一年生草本植物”，指菸叶，是许多仓库储存货物。因此，残碑中的煙，应是大烟，即鸦片。

残碑中的鸦片，要想谈通这款残碑，就离不开鸦片的历史大背景和环境，其实，还在乾隆初年，东印度公司员工就偷偷把印度的鸦片运到广州，不过，那时不叫鸦片，而是植物罂粟。在中国，不过就是草药而已。但乾隆时期，即18世纪的中后期，却是欧美国家的变化翻天覆地，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等全面发展，可说是一日千里、表象如蒸汽机带动的产业革命，包括在数学领域，概率论、微积分、数论、投影几何方面取得进展。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法国的启蒙运动，美国的独立运动、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等，这些，国人懵懂无知，但作为统治者的乾隆，却隐约地觉察到，蒸汽机带来的这些必然会导致一场社会革命，是直接与皇室分权，因此，对于工业革命的成果，蒸汽机动力，包括自鸣钟、怀表乃至望远镜，一律排斥，责之为奇技淫巧。后来干脆回信英国；“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闭关锁国。

但对于东印度公司员工偷偷把印度的罂粟运到广州，却放任自流，认为反而可衬托天朝的先进地位，不过草药（罂粟）而已，《本草纲目》中称之为“阿芙蓉”。

但就是这个“草药“，与中草药的大麻相似，具有镇痛、镇静、镇咳、平喘、缩瞳、催吐、抑制呼吸、精神欣快、影响内分泌等作用 ，其效果比大麻更强烈。只是这种“草药“来到中国后，马上与中国的传统中医文化相结合，在通过制作成汤剂、水剂、丸剂、膏药、丹药的实验摸索之后，最终研究出膏、丹之间的结合体——鸦片。且还研究出用什么样的灯，什么油、用何样姿势吸食为佳，这就是罂粟在中国成鸦片的演化过程。

（上图为罂粟在中国提炼成鸦片的过程，很快便被洋人学会制作并绘图）

鸦片这东西能成瘾，一下便成为社会的普遍的消费，自然价格也就望风而长，二十年过去，虽社会一片“康乾盛世”，但统治高层却明显地感到，白银外流厉害，财政吃紧。但乾隆廷议的却形成几派，禁烟，则有不禁、弛禁、严禁三种，乾隆中期多年廷议结论竟然是；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自种自产，杜绝白银外流。

乾隆年间虽自种鸦片，并发展为少数民族在南方山区种植，让山区农民富起来。一是杜绝不住鸦片的走私进口，因自种的鸦片远抵不上印度鸦片的提纯度，且根据英国人自己的记载，鸦片虽然被禁止贩卖，但只要花一点钱给主管官员行贿，被朝廷禁止的鸦片买卖就成了合法的，可以公开进行。二是在民间引发了经济问题，那就是吸食者成瘾，败光家产，引发家庭矛盾。

但封建专制因皇帝英明无错，自然不存在纠错机制，引进自种鸦片的决定也是坚持不变，但还是稍有通融，乾隆四十五年，朝廷禁止烟具的输入和贩卖。但这种禁令，实际中已经是一纸空文，因多数官员已经抽上了鸦片，有的还沉溺很深，

也就是说，鸦片就像癌细胞一样，附着在整个清朝社会的肌体，虽一直想摆脱，整个清朝都在这种“康乾盛世”的太平中，但国民、官吏都已上瘾，在吸食鸦片、禁烟、自产自种、严禁、缓禁中一直拖到清朝覆灭都未得到解决。

这种现象，拖过嘉庆年，再拖到道光年间，鸦片之害已经泛滥成灾，邓廷桢等人在奏折中还提出，鸦片流传内地，以致纹银日渐消耗，今欲力塞弊源，唯杜绝纹银出洋，是最为重要的，若能于从出之地，必出之途，实力稽查，俾汉奸夷人，估计没有什么伎俩可施，自可渐塞漏卮。

林则徐在请求禁烟的奏折中则更进一步指出；“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其实，此时的清朝何止是无钱无兵的困境？而是病入膏肓， 整个清王朝社会都已进入到癌症的中晚期。

但也有反对禁烟的，太常寺卿许乃济的奏则；弛禁主张既无损政体，又能防止白银外流。“不知觞酒祍席皆可戕生，附子、乌头非 无毐性，从古未有一一禁之者。且施禁仅属愚贱无职事之流，若官 员、士子、兵丁仍不在此数，似无伤于政体。而以货易货，每年可省中原千余万金之偷漏，孰得孰失，其事了然。”

这虽是残碑的社会背景，也是残碑的题外话，还是回到碑文上来推理综合分析；

“湖南长沙府益阳县事直隶州用即补……” 这句即指直隶州引用了益阳县此案的判例，且还作了补充加强说明，残缺的大意应该是；“此案体恤民情，重信守诺”十字，或是“瑶苗自产，不列禁例”八字。

陈有宾、谢长泰、刘迪斋、罗怡茂、公兴、福宏茂等以蒙结恳……。这句应是互不相识的上游经商户与贸易行，在益阳遇到了相同的情况后联合起来达成共识，恳请益阳地方和衙门，允许把“直隶州用即补”刻成这块石碑。

在卷沐赏示泐石，诚恳日久玩生，公恳赏准出示……。之所以要请大家知道这个案卷和批示，恐怕今后又忘记再发生此事端，因此，公开恳请益阳地方准许此碑立于此处，后面应是冒犯原谅的谦虚话。

住因店东拂意动辄挟忿生端，藉会滋事把持挟制，纠党……。此事发生的原因是“店东”（是上述蒙结人的称谓），为益阳的收货方违约不收货，且还把被官府和民众干扰和冲击的火气发到送货人的身上，要求前次送货人赔偿，因为这是协会的规定，并还有家族社会群体的闹事。

各前县讯明断结，不准各煙匠挟制停工，把持……，其实，这个问题以前曾多次发生， “煙匠”（此处为官府的称谓，还是指店东），县衙也曾多次判决断结，规定益阳煙匠不得以停工拒收，并以压级把持价格生事，为难送货方。  

不得再藉会规，妄生异议，并将滋事之煙匠责…….  自然，也不准煙匠借协会的规定拒绝收货（过去，老益阳的九宫十八庙等行业协会，几乎都有会员不得沾染鸦片的处罚会规） 还多次判决对煙匠的追责和处罚。

讯明此案经历王杨各前县断令……。只要问明这个案子的判定，所依据的都是王法，即乾隆四十年（1772）知县的王钟华的判决和乾隆四十二年知县杨方大的判定。 

次彭端峰等复敢藉会滋事，辄因该立……。这次煙匠彭端峰等人又因此犯前面煙匠的错误，本应立案重判。

并不加以刑责，乃各工异常横……。但考虑他们这之前遭到的冲击和损失，且冲击闹事的人异常横蛮，考虑他们所遭受的磨难，故不再对他们追刑加责。

行给示泐石为此示……。但当地市民路人的违法之行，特刻泐除这块石碑公告，市民路人不得再有此闹事的行径。

店东指名具禀定…… 至于这碑中点名的店东彭端峰等人，刻碑前曾向他们告知，亦遵求了他们的同意。

右…… 为行文结束语，一般是“右谕通知”或“右仰告示”，过去行文是由右至左竪写，相当于今天“以上内容”的意思。

后面残缺部分，则应是上十名以上的落款人，与立碑的年、月，由于碑残的厉害，就只好去逻辑推理了。

（民国县志记载；清末民初，军阀割据之时，更有在鸦片的生产消费过程中加税的劣行）

民国《益阳县志》特税栏目记载的更详细；“益居沅、湘之中，为云贵、辰、沅、宝庆各种煙土经过之地。清末民初才开始起征煙税。光绪三十四年民政部收“土膏店铺凭照捐”，等于国家公开宣布鸦片种植生产合法。

这里，我们再来分析益阳这块残碑的历史环境；

首先，益阳人，包括湖南的官府都是比较看重上游山里人的，益阳人不必说，自然是更敬重上游人，这从给魏公立庙就可看出，他们客观上也是大码头水运商业文化的衣食父母。

其次，是对鸦片的认识；官场还停留在“杜绝纹银出洋”的认识上。所谓“禁烟”，实则是为了保护其统治地位的生存运行，并不是目的。而社会上的老百姓，尤其是许多吸食者的家庭，已经对鸦片深恶痛绝，许多家庭已被弄得家破人亡了，而真正禁鸦片的是民间，被中所说的“藉会规，妄生异议”、“纠党”、“各工异常横”，都是说民间家庭、家族乃至民间组织的抵制。

其三是，当时益阳的鸦片加工技术已经很高，上游经商户只能运原材料或半成品到益阳加工。要经过益阳煙匠的提炼加工，才可生产出符合社会需求的“合格”产品。

其四是，益阳加工鸦片的作坊包括烟业协会经常受到社会老百姓的冲击，甚至因鸦片把家庭伤害得太厉害，出现死人停尸在作坊和烟业协会闹事，煙匠作坊不得不经常停收上游送来的原材料。但上游原是响应朝廷的自种生产，且种植前与益阳煙匠作坊签定契约，经一年多的培育生长和收割加工，今送货来了，你这里却因有人闹事或社会反对声高、并以会规要求而不收，这道理无论讲到哪里都是说不过去的，因此，发生诉讼，自然每次官司也都赢了，这其中最早的赢官司碑中记载的是乾隆四十年（1772）知县王钟华的判决。

但这块碑是立于何时呢？这里，便要运用历史知识来分析了；

首先，这块残碑因埋在泥土中看不出风化的年代，社会历史却可确定不可能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道光年间，因这时期“长沙府益阳县事直隶州用即补”和立此碑均不合时宜。同样，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十年（1860），圆明园都因此被烧，立碑也不合适宜。且两次鸦片战争由于战败，鸦片不但没禁止，反而扩大了进口量。但同治年，尤其是太平天国覆没，而社会有吸食鸦片的市场，于是，在洋务运动兴起之时，契约种植鸦片的事情也就重新启动了，其原因还是初衷的抵御白银外流，用国货抵制洋货。但国内老百姓反对鸦片生产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于是，便又发生了煙匠拒收、不得不诉讼的现象，这时间应该是同治末、光绪初年的样子，即1875年。最有说服力的还是；魏公庙建于同治七年（1868），此时已经是江湖闹市，而公示碑立在这里才有价值和意义。

其次，陈有宾、谢长泰、刘迪斋、罗怡茂、公兴、福宏茂等之所以要立这块公示碑，其目的并不是公示煙匠作坊的违约不守信用，而是告示市民不要“藉会滋事把持挟制，纠党闹事”，自产自销包括制作鸦片是合理合法的，这似乎更应该是官府和煙匠的立场。

其三，这块碑应毁残于1941年，时年新任县长王秉丞重新规划整理益阳的麻石街，此处新命名为永清街，而王秉丞本人也对鸦片嫉恶如仇，毁掉这块碑在必然之中。

从乾隆四十年（1772）益阳第一次抵制鸦片的诉讼判决，到光绪初年（1875）立此公示碑，益阳经过百多年的抵制鸦片生产， 但又通过“各前县讯明断结”，官府始终都是维护上游烟农的生产利益，自然，也维护契约的合法性。因这个时期一直未认识到鸦片毒素的严重性，上至皇家贵族，下至贩夫走卒，并不知道鸦片的危害，以至于整个民族陷入毒瘾中不能自拔。尽管一首波兰儿歌已在世界传唱；“吸毒成瘾家境危，败家毁业路难归，瘦骨嶙峋遍体痛，生不如死悔莫追。”可国人却没把它作为毒品形成共识，直到1950年新中国颁布了《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鸦片的种植生产和争吵反复才宣告结束。

作者 | 邓亚龙

（一审：凌熙  二审：袁琳  三审：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