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南京照相馆》看下来，哭完了整包纸巾。看得出，影片的镜头语言尽可能地保持了克制，让观众泪如雨下的，是真实的历史，是中华儿女在日本侵略者惨无人道的暴行之下，依然不屈抵抗的坚韧与顽强。

  “开枪和拍照的英文单词相同，暴行的实施和记录形成了呼应。”该片导演申奥在接受采访时说。影片复原了这样一个历史细节：为了掩盖一次次瞄准无辜百姓扣动扳机的罪行，日本侵略者按下快门，摆拍下一张张“亲善照”——用镜头掩盖枪口，用谎言遮蔽真相，是无耻恶魔的惯用伎俩。

抚顺平顶山惨案纪念馆内的死难者名录墙。逯阳摄

  （一）

  1932年9月16日，中秋节后第二天，在辽宁抚顺平顶山村，侵华日军以协助抗日为罪名，将手无寸铁的村民驱赶至村庄旁的山脚下，聚集村民时，他们找的借口也是“集体拍照”。揭开所谓“相机”的遮布，露出的是冰冷枪口。丧心病狂的日寇先用机枪扫射，再用刺刀挑，老弱妇孺也不放过，3000多名村民惨遭屠杀，村庄也被日寇放火烧毁。这就是当年震惊中外的平顶山惨案——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侵华日军在中国制造的第一起针对平民的大屠杀。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7月下旬，我走访了刚刚经历修缮调整，即将重新面向公众开放的抚顺平顶山惨案纪念馆。

  疼。

抚顺平顶山惨案纪念馆陈列窗展示的屠杀现场出土的烧焦月饼和饭团。朱辉摄

  史实陈列馆的一个个展柜中，都是寻常日子被子弹击碎时留下的残片——不知哪户人家吃了一半，却被一把火烧得焦黑的剩月饼；不知哪位大嫂做针线活儿时常用，却再等不回当年那双巧手的剪子；最让人心如刀绞的，是几条断了链子的长命锁，纵然被火舌舔舐，仍能依稀看到锁头上“长命富贵”“麒麟送子”的字样。

  “父母给孩子戴上长命锁，只盼着他们茁壮成长，可这些小锁的主人被夺去性命时，有的可能还不满一岁。”听讲解员说到这里，呼吸之间，胸口丝丝拉拉地疼。

  1932年惨案发生次日，侵华日军为掩盖罪行，用汽油焚烧村民的遗体，十数日后，又放炮崩山、毁尸灭迹……平顶山村，不复存在。但无论如何，谎言无法掩盖真相，在至亲乡邻以身为盾、以命相护之下，有几十位幸存者从尸山血海中爬了出来。通过海内外正义人士的接力奔走，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东北这座小山村犯下的反人类暴行，终究得以公诸于世。

平顶山殉难同胞纪念碑。（资料图片）

  1951年，在惨案发生原址，竖立起一座平顶山殉难同胞纪念碑；此后又经重建，目前碑身高19.32米——设计者特意选择这个数字，就是为了让后人世世代代记住那个年份、那段历史。1970年夏，在考古工作者和各方努力之下，平顶山惨案遗址发掘工作启动，遇难同胞的遗骸被发掘出土，层层叠叠的白骨，是对侵略者的无声控诉。到1972年9月16日，就在发掘现场，“平顶山殉难同胞遗骨馆”，也就是今天纪念馆的“遗址馆”部分建设完成，这也是我国保存最完整的侵华日军大屠杀遗址之一。

  在遗址馆实地参观，我的脚步沉了、慢了，渐渐落在后面。

  遗址坑长80米，宽5米，400多平方米的范围内，出土的较为完好的人类骸骨有800多具。“当年3000位同胞的遗体……大部分都在焚烧中化为骨灰……保留下来的，只是其中尚未风化的一部分……”讲解员的声音似乎变得越来越轻，离我越来越远，耳边是阵阵轰隆隆的闷响，像是拳头一拳拳砸在心口。

  在一块写着“三层白骨”的标牌前，我走不动了。隔着玻璃和眼泪，四具遗骸交叠在一起，最上面是成年男性的，中间是成年女性的，最下面一层是两具儿童的遗骨。可以想象惨案发生时，爸爸护住妻儿，妈妈护住孩子，他们本能地将至亲骨肉挡在身下，用自己的脊背迎向日寇的子弹。我只觉得刚才砸在胸口的拳头，又死死攥住了我的心，疼得要滴下血来。

  用一张快被泪水洇透的餐巾纸掩住嘴，我努力调整呼吸不哭出声来。一位工作人员递过一包纸巾，参观的后半程，她安静地走在我身边。后来得知，她叫盖岚岚，是抚顺平顶山惨案纪念馆的馆长。

参观者在平顶山惨案纪念馆内参观。潘昱龙 摄

  （二）

  2001年，盖岚岚成为平顶山惨案纪念馆的一名讲解员。入职第一天，20岁出头的她一个人去遗址馆走了一圈，“站在那里，你自然就知道自己以后要干什么了。我的工作，就是把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事告诉更多人，让每一个走进纪念馆的人，都把这段历史了解清楚。”

  盖岚岚说，她刚上班那些年，交通远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大多数外地参观者是学校、单位组织活动才能跟着来一趟。“跋山涉水不容易，有的人一辈子也就来这一次。”所以她打定主意，“得让大伙儿来一次就能记住一辈子。”

  想让参观者记住，自己首先要记得清楚。从遗址馆往外走，是一条有树荫遮蔽的小径，路旁每隔几步便有一块石碑，上面字字血泪，刻着几十位平顶山惨案幸存者的证词。盖岚岚记得他们的名字和遭遇——

  方素荣，惨案发生时，她还叫韩晓钟，只有4岁。日军开枪扫射，爷爷用身体做掩护，将她紧紧压住。即便如此，她身上还是有多处中弹，不断有倒下的乡亲砸在身上，她疼得昏死过去。等她再醒来，身边所有的亲人都不在了，这个4岁的小女孩，成了韩家8口人中唯一的幸存者。无依无靠的她在爷爷的尸身边过了一夜，后来，她在附近一位矿工的帮助下，被辗转送往外祖母家。为了躲避日军的搜捕追杀，外祖父将她的名字改为“方素荣”。1992年，她是第一位站出来起诉日本政府的幸存者。

  李佩珍，惨案发生时，她怀了6个月的身孕。丈夫在生命最后一刻替她挡下了子弹，但赶尽杀绝的日本侵略者用刺刀刺中了她的肩膀和腹部。身心剧痛的李佩珍几乎丧失了求生的意志，直到肚子里的胎儿突然踢了她一下——刺刀没有伤到孩子。她带着腹中的小生命，挣扎着爬出尸海，活了下来。

  周茂勤，惨案中最年轻的幸存者，就是当年李佩珍肚子里的孩子。

  还有杨宝山、莫德胜、杨玉芬、田立新、王质梅……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一生都没走出痛失家人的梦魇，有的再也没有回过抚顺。但听闻日本政府试图否认历史、掩盖战争罪行，在世的幸存者们纷纷站出来，揭开心头带血的伤疤，回溯最不愿触碰的记忆，留下他们的证言。有的老人讲着讲着就哭晕过去，等缓过劲来，还要继续讲。

  像我们见面那天一样，盖岚岚常陪参观者一起，缓缓走过那条石碑静立的小路。她一遍遍复习着亲历者的证词，一遍遍加深自己对于那段历史的记忆。2023年，91岁的周茂勤老人故去，平顶山惨案幸存者全部离世。从那以后，“我们记着，也是替他们记着。”

  （三）

  盖岚岚还记得很多石碑上没写的故事，印象最深的有两个。

  一是2012年，91岁高龄的幸存者王质梅在儿子的搀扶下来到纪念馆。这位曾连续十几年，向日本政府提起多次抗议和诉讼，只为还遇难同胞一个公道的老人，跪倒在遗址馆的骨池边，像孩子一样大声哭喊：“妈妈！我想你啊……”工作中，盖岚岚总是要求自己尽可能保持冷静和客观，但王质梅老人这一跪，却让盖岚岚至今提起，依然压不住哽咽，“太揪心了”。2013年，92岁的王质梅老人病逝，临终前，她嘱托后人——永远不要忘记侵华日军的暴行。

  另一个故事，同样发生在多年前。纪念馆的展陈介绍和相关史实的解说词，一直是中英日三语对照的。一个日本游客在遗址馆参观过程中跪倒在地泪流满面，他告诉盖岚岚，他的爷爷就是一名侵华日军老兵。而他这次来中国，是想了解那段历史的真相。从南京到抚顺，一路目睹自己祖辈当年犯下的战争罪行，“他跟我说，他是来忏悔的。”

  8月12日，经过维修改造的抚顺平顶山纪念馆恢复开馆。最突出的变化，是借助动态数字化沙盘，更直观地展现辽东民众的抗日史实和抗战精神。“我们的人民从来没有畏惧过敌人、没有放弃过反抗。”盖岚岚告诉我，即便经历了平顶山惨案，依然有幸存者擦干血泪扛起枪来，加入东北抗联，和侵略者战斗——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恢复开馆后，除了采取科学的保护措施，遗址馆的陈设基本维持着原状，因为“只要这片遗址在那里，就是真相，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无可抵赖的侵华铁证”，就像《南京照相馆》里众人用生命守住的那些相片，浸着血、泡着泪，但不能丢、不能忘，因为它们摆在那里，就是“天字第一号证据”。也像生于和平年代的我们，从先辈那里传承下来的关于14年抗日战争的记忆，让你哭、让你疼，但不能忘、不敢忘，因为只有铭记历史，才有吾辈自强。（作者：雷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