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微进行了对谈。施寒微教授就我的演讲《中华文明的历史原创性及其当代意义》，提出五个问题和我讨论。今将要点梳理一下，也可算是对演讲稿的一点补充。

第一问：《周易·贲卦》所说“刚柔交错，天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这里所说的“天文”，是否“超自然现象”？

道分天道与人道，子产已经明确提出这对范畴，《左传·昭公十八年》记载：“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天道与人道分属于自然与社会两个不同的领域，天道是指世界的存在及其存在的形式，人道则是指人、人的价值、伦理道德、人的认知（包括对自然、社会、人生、思维规律以及历史的认知）等。人类所面对的“天道”与“人道”都有众多未知的部分，“天文”也好，“人文”也好，都需要人们契而不舍地去探索、去认识，这个探索和认识的过程将永无止境，在这里，恐难以陈做“超自然现象”。

第二问：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是否也应包含城市的形成和发展？

筑城立市，确是文明产生不可或缺的要素。古代传说神农氏时代“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这是中国最古老的集市；《礼记·礼运》所说“筑城郭沟池以为固”，是政治性、军事性城堡的产生。夏朝十次迁都（安邑、阳城、阳翟、安邑、斟寻、帝丘、阳翟、原、老丘、斟寻），商朝有五次或六次迁都的记载。西周时代已经形成包括王城、诸侯都城、卿大夫邑在内的完整的城市体系。但在中华文明发展的漫长历程中，城市基本上立足于农耕文明基础上，是中国农耕文明的必要补充，而不是游离于农耕文明之外，更不是作为农耕文明的对立物而存在。

第三问：马克思所说的对于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制度与环境是否也是考虑的对象？

对于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首先需要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马克思指出：“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狭隘地域性的存在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绝对必须的实际前提”，是“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条件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马克思还指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这时，狭隘地域性的个人非常能够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替代，这一切意味着制度与环境的变革毫无疑问是其中应有之义。中国十四亿人民共同进行工业革命、信息革命的现代化，中国改革开放、大踏步走向世界的现代化，都是制度与环境全方位的深刻变革。

第四问：中华文明信奉无神论，宗教一直没有占据支配地位，使得西方国家对中国很害怕，怎样消除人们的这一担心？

这是一个很普遍的误解。中华文明以现实的人、人的现实生活为本，同时，又经常包容各种宗教。除本土产生的道教和形形色色的民间宗教外，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在中国都有为数众多的信奉者。但是，中国一直没有形成单一的统一宗教和统一教会，更没有形成政教合一的体制。像东汉末年的黄巾军和近代的太平天国，一度实行政教合一，结果都造成严重的社会分裂、社会冲突，最终都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中华文明尊重道，尊重理，尊重德，坚持以礼为人们基本的行为规范，有着极为广泛和极为深厚的传统，这是中华文明能够包容各种宗教并同它们形成积极的优势互补关系的坚实基础。而所有宗教，要能够在中国真正立足，则都得努力使它们所构建的彼岸世界的真理同中华文明所追求的此岸世界的真理相衔接，将它们所倡导的人民虚幻的幸福演化为人民现实的幸福。

第五问：怎样评价“君子”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

施寒微教授在演讲中强调“君子”是中华文明社会精英们理想化的存在，这是很有见地的。君子，实际上就是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下最先觉醒并能够真正坚守人的本质的人。

君子，在《论语》中，被赋予具有以下一些品格：

君子，胸中不仅有己，更有他人，有众人，有天下人。《论语·宪问》：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这就是指君子必须具有的仁爱之心，即《论语·尧曰》所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而仁，也就是《论语·雍也》中所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卫灵公》中所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君子，不仅关注人们一己之私利，或人们一时一地之利，更关注人们的公利，人们长久普遍之利，这就是《论语·里仁》中所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君子的个人修养，如《论语·公冶长》所说：“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宪问》所说：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君子承认差异，尊重差异,这就是《论语·子路》 所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不是永不出错，而是不掩饰、不诿过，勇于改过，如《论语·子张》所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君子，在《孟子·滕文公下》中称作“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在《礼记·儒行》中被称作“君子儒”：“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儒有委之以货财，淹之以乐好，见利不亏其义；劫之以众，沮之以兵，见死不更其守；鸷虫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来者不豫；过言不再，流言不极；不断其威，不习其谋。其特立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如是等等，一般意义上的“精英”恐还不足以凸显君子的这些真正品格。这些君子，更接近于毛泽东《纪念白求恩》中所说的那种“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在他们身上，展现了什么是人的真正本质，在往昔不同的环境中如何坚守了人的本质。正因为他们超越了普遍残存在人身上的动物性，他们成为人们精神上的引领者，成为中华文明历久弥新的民族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