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锁影珠山，钟开云外偈。

2025年夏末，一位年逾百岁的老人安坐轮椅，由子女和志愿者推行，缓缓向山坡上前进。她端坐的身影很稳，目光沉静。仿佛不是她被推上山，而是这座山在静静迎她归来。山风拂过她满头的银发，松涛阵阵，像是八十年前的战歌仍在回响。

当走近那座“长沙保卫战影珠山抗战阵亡将士墓”，一行人停下，目光聚焦底座碑文：

长沙地控南北，兵家必争之地，倭寇图之久。已卯秋，会陆空军夹四师团南犯，我军伏影珠山福临铺之间，尘战兼旬，将士殉职甚众，烈士之功不朽矣。

大中华民国卅一年

两侧刻有挽联：

倭寇未曾还片甲，英雄驻此障长沙。

四野肃然，老人执意从轮椅上站起，挺直脊梁，缓缓抬起右臂，用那微微颤抖的手，向昔日的战友，行了一个缓慢而坚定的军礼。

2025年8月，李淑芳在长沙保卫战影珠山抗战阵亡将士墓前敬礼。图片来自网络

“战友们，我来看你们了。”她轻声说：“现在我们中国伟大复兴，任何国家都不敢侵略我们中国，你们安歇，安歇……”

那一刻，时光仿佛倒流。她不再是百岁老人，而是那个剪掉乌黑长辫、穿上黄军装蓝裙子的少女，那个在战火中守护戏箱、在湘北赣南山路上奔走呼号的文艺女兵——李淑芳。

上 篇

十六岁的辫子飘散在风中/纱厂姑娘换上戎装踏征程/密林深处雪未融，青春锁在旧相册/谁把女儿的歌声，化作山河的峥嵘/啊，战地玫瑰，烽火中绽放/用歌声作枪刺破黑夜漫长/戏箱驮着星光，脚步丈量沧桑/硝烟里那一抹红是你不屈的倔强

——摘自《战地玫瑰》

“我出生在民国十二年，癸亥年。”老人回忆，她的老家在长沙望城丁字湾的一个贫困家庭，父亲守着地种田，而母亲则在长沙的儿童保育院，从事一份保育员工作。穷人的孩子早当家，14岁那年，李淑芳进了湖南第一纱厂（后来的裕湘纱厂）。老人说，“工厂是两班倒，每天工作12个小时，要管一排的摇纱机。”虽然累，但每月能挣几块钱帮衬家里，心里挺知足。

然而，1938年11月，日军逼近长沙，一场“文夕大火”使长沙城几成废墟。“漫天的大火，整个天空都是红的，大街小巷都是烟雾。”那一夜，她第一次真切感受到战争的逼近。

工厂迁离，她也随之失去了工作。

一天，她与年纪相仿、从小一起长大的李静——那个住在枣木西街，与她家仅一街之隔的姐妹，像往常一样结伴上街闲逛。就在那个看似寻常的日子里，她们偶遇了国民革命军第58军宣传队正在进行的抗日演出宣传活动。激昂的救亡歌声与热血沸腾的演出，点燃了两个年轻姑娘心中的火焰——她们当场就报了名，决定加入这支队伍。

那是个山河破碎、烽火连天的年代。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做出从军报国的决定，需要的不仅是热情，更需非凡的勇气与担当。据笔者查阅的史料记载，第58军于1938年8月1日从昆明誓师出发，经过两个多月的千里跋涉，于10月中旬抵达长沙，随后在城中的铜铺街设立了招兵处。这段历史的细节，恰好与老人的回忆相互印证。

“抗日很苦的，我父母不同意我当兵，我才16岁。日本鬼子侵略我们中国，快打到长沙来了，我们应该出来抗日，有一份能力，发一份光。”

招兵军官见这两位小姑娘模样端正、口齿清晰，将她们分到军部的“春秋剧团”。剧团分为京剧队和歌舞队，主要任务是为部队进行慰问演出，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团里有京剧、快板、话剧、歌舞等多种演出形式。

她们毅然剪掉长辫，领到一套黄军服、一条蓝裙子，第一次穿制服，心里又紧张又兴奋。

“剧团随军部直属队行动”，老人的记性很好，“部队驻扎过湖南平江、醴陵、江西井冈山等地，井冈山的山路很难爬”。

平时，她们随团进行抗日宣传，战时就地转为救护人员，协助照顾伤员。李淑芳做事细致，主要负责保管服装、道具和化妆品，那些戏服行头十分贵重，她用几个大木箱仔细装好，驮在马背上，随军行军；李静则在歌舞队参加演出，能够上台表演一些唱歌、跳舞的节目。

春秋剧团的团长是鲁道源，1940年9月，他升任第58军副军长，并兼任新编第10师师长。他的秘书杨世英在一篇回忆文稿中写道：

鲁道源有多方面的生活情趣。唱、演京戏《霸王别姬》和《盗御马》中的黑头，嗓音洪亮，字正腔圆，颇有京戏泰头金少山的韵味。因此，他驻军江西樟树镇时，买了八蟒八靠的京戏剧装八大箱；又聘民间演唱京戏的文、武、须生、青衣、花旦的艺人作教员，从各营连中挑十四五岁的小兵学习排练演唱，组成京戏队；另接纳沦陷区流亡的知识青年组成话剧队，编演救亡剧目，统名“春秋剧团”，自兼团长，由他的秘书任副团长负责统率。部队在前方作战时，剧团在后方排练，部队撤到后方休整时，即公演慰劳军民。

战地妇女劳动服务团慰问战士，李淑芳（前排左三），鲁道源（三排右六）。图片由李淑芳提供

1939年冬，赣北山区深处，春秋剧团刚刚完成一场慰劳将士的演出。积雪压弯枝桠，林间静谧无声。男战友如松挺立，女战士大都席地而坐，身材魁梧的鲁道源将军扎着整齐的武装带，站在他们中间，与这群文艺兵定格下这难忘的时刻。17岁的李淑芳坐在前排，乌黑的短发，瘦小的脸庞在雪光映照下格外清秀。那时她入伍尚不满一年，而这张“战地妇女劳动服务团慰问战士”的照片，被收录在《壮志千秋》一书中，成为那段烽火岁月的见证。

19岁那年，即入伍三年后，李淑芳与春秋剧团副团长、鲁道源将军的秘书杨世英结婚。鲁将军还特意送了十块大洋作贺礼。“这份礼，在当时可不轻。”她说。

他们的爱情，生于烽火，长于风雨。他对她关怀备至，倾尽所有予以呵护；她是他跌入谷底时，仍坚定驻守的暖光。漫长岁月里，他们是彼此最坚实的依靠，最终育有两子三女，在动荡的岁月里，这个家始终没有散。

杨世英的身世与从军经历，大儿子杨湘林曾有一段记载：

我父生于1909年云南省嵩明县余家村一个农民家庭。在昆明上高中二年级时，因对国民党政府不满，自发组织搞学生运动，后当局以共党疑案被开除学籍。

1938年参加58军，从昆明出发经差不多2个月时间，每天100里走到长沙，参加第九战区抗日活动，到长沙后在驻地要写安民告示，在全军招会写告示的人，我父亲当时由于有文化，被连里介绍到军部写安民告示，从上午一直写多份，到下午回去时，看见战士们在大喊大叫，不知什么事情，一问才知道，说看见飞机来了三次，这些农村出来的人，没有见过飞机都好奇，前两次还不敢出来，第三次见没有事，都跑出来看，而且大喊大叫。我父看见，马上跑回指挥部，告诉鲁军长，那是日军侦察机，已经被侦察机发现，马上会有轰炸机过来，所以马上集合撤退。果然15分钟后，很多轰炸机过来，把驻地全炸了，就因为这件事，我父亲为58军做出了极大贡献，否则58军还没打就损失惨重，不可想象的重大损失，所以是立了一大功劳，参军不到3个月就提升为少校，又到战区教导团培训3个月（不是一般人可以进去的），经考核成绩优秀又提升为中校，回来因他不是行伍出身，带兵打仗肯定不行，只能做后勤方面的工作，鲁军长原兼文工团团长，让我父亲当文工团团长，他做名誉团长。

第58军从云南誓师出征，转战湘鄂赣千里战场，是一支真正的铁血劲旅。杨世英随这支队伍南征北战，也在烽火岁月里找到了自己的爱情。

杨世英所在部队刚到长沙就急赴湖北，在崇阳与日军激战；随后驰援赣北，为争夺南昌，在锦江两岸与奉高地区与敌人反复拉锯。他随军三战长沙，曾在影珠山巅与日军殊死搏杀；之后东进浙赣，驰援常德。在守卫井冈山至遂川机场的要冲时，他和战友一起击退了进犯的敌军；参加长衡会战时，更从泗汾铺奋勇出击。

抗战末期，杨世英随军驻守赣西安福，参与湘粤赣边区作战，最终迎来胜利——他在南昌见证了日军投降的历史时刻。 

中 篇

汽灯照亮打谷场的夜晚/汨罗江畔誓言仍在回响/糙米饭里拌风霜，屋檐底下枕刀光/女儿虽柔弱也要护家国四方/啊，战地玫瑰，岁月里芬芳/用柔肩扛起破碎的山河故疆/鲜血染红影珠山，歌声荡回湘江/战火中那一束光是你不灭的信仰

——摘自《战地玫瑰》

八月酷暑，骄阳似火，大地仿佛被置于无边熔炉之中。这是一次饱含血泪的悲壮远征——1938年，国民革命军第58军四万将士自昆明启程，奔赴抗战前线。漫漫行军路上，补给严重短缺，霍乱悄然蔓延，敌机不时盘旋轰炸……种种难以想象的困境接踵而至。[1]据钱润光教授在《抗日名将孙渡》中记述，这支队伍以钢铁般的意志，跋涉千里，最终抵达长沙。此后，第58军转战湖南、湖北、江西等多地，屡建战功，予日军以沉重打击，用生命与热血书写了抗战史上又一不朽篇章。在参战约7年间，第58军累计伤亡人数巨大。黄声远在《壮志千秋》一书的卷首语中明确记载：“五十八军的官兵，暴骨沙场的总数有八万之多”[2]，即该军在抗战期间共牺牲约八万余人。在如此惨烈的战斗消耗下，部队只能通过持续不断的兵员补充来维持战斗力。李湘林在记述母亲口述时写道：

由于工作做得好，在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交界处，动员了近7万人参加58军，抗日是艰苦的，日军有飞机大炮，我方手里只有步枪吃大亏，虽消灭日军5万多，自己也损失8万多人。

显然，在这波澜壮阔的动员浪潮中，包括李淑芳在内的春秋剧团以戏剧为枪、以歌声为号，深入城乡前线，积极投身兵役宣传与抗战动员，为凝聚民心、鼓舞士气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为第58军的兵源补充贡献了重要力量。

“情况很紧急，我们都不知道敌人什么时候打过来。”李淑芳回忆，剧团跟着部队急行军，日夜兼程，住的是临时征用的民房、祠堂，有时直接在树林里露天宿营。

演出条件极其简陋。“找个打谷场，挂两盏汽灯，拉块幕布，就是舞台。”她的任务是守护那几箱戏服。一次渡河时，驮箱的骡马受惊，箱子险些落水，她和几个战友死死拽住绳索，才保住这些“命根子”。

老人记得，有一位战友叫周洪宝，浙江人，唱腔清亮，身段潇洒，更有真功夫在身，是剧团当之无愧的台柱子。有他在的演出，都是人气很旺，笑声掌声不断。

“云南的部队很规矩，从不乱来。”李淑芳对老部队的军纪赞誉有加，笔者也在《壮志千秋》中看到记载：[3]

他们驻扎的区域，有一番新的气象，凸凹不平的道路给修平坦了，四周的广场打扫得一干二净，他们的内务当然更整齐。墙壁上写上了大字标语：“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坚定抗战意志”。同时，师部附近的墙壁上还贴满了油印通告：

“顷奉师长谕：查本师官兵，向人民购物品，一律禁止赊欠，务须现款交易，不得估买估卖。违者査获严惩不贷。民众亦不得赊给军人货物。等因，奉此，特此通告。”

士兵们也确能仰体长官的意旨，他们不随便闯入老百姓的家，不随便向老百姓借东西。

“请进来喝茶吧！”老表热情地招呼。

“不，我们不敢进老百姓的家，高头有命令。”他们都是这样的回答。

进老百姓的店里买东西，未走进店门先掏出了一张钞票,在门口低声地问，如果有他要买的东西，才走进去。

“战时物价高涨，士兵待遇却极菲薄，但又不能随便沾老百姓的光。”鲁将军十分关注士兵的疾苦，常亲自到各连队巡查，查问有无官长克扣军饷的情形。一次在某连查出连长侵吞了一名士兵的几毛钱，鲁将军大为震怒，当即罚那名连长面向士兵长跪，并厉声斥责道：“士兵生活苦到这种程度，你还忍心害理侵吞他的钱，良心何在？”自此之后，全师之中便很少再发生这类事情，官兵们对鲁将军也愈发怀有一种既敬且畏的爱戴之情。

除了舞台演出，剧团更深入乡村街头宣传。敲锣打鼓，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讲“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百姓很支持我们，常把家里仅有的红薯、鸡蛋塞给我们。演出时，台下挤满了人，士兵和老百姓一起喊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保卫湖南！'声音震天响。”李淑芳回忆。

她也一次次目睹战争的残酷：被炸毁的房屋、流离失所的难民。

“鲁道源为人宽厚，仗也打得好。”最让她难忘的，是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影珠山的战斗。她的丈夫杨世英，跟随鲁道源亲历此战，曾给她讲过杨彪、尹然两位营长先后壮烈殉国的英勇事迹，并留下文字，其中记载：

1942年1月3日，侵入长沙郊区的敌军在我岳麓山炮兵火力的压制下，又遭我保卫长沙部队猛烈攻击，敌军在伤亡枕藉、又无补给的情况下，只好放弃攻占长沙计划，返身撤退。影珠山高500余米，周沿30余里。山上茂林修竹，郁郁苍苍，千百户农家散居山坳。东影珠山巅有三间青瓦白壁的庙宇。五十八军的军指挥所及新十师的师指挥所就设在庙宇上下。

1942年1月3日下午，隆隆的炮声自长沙方向传来，由远而近。入夜，北风呼啸，敌我双方一阵紧似一阵的枪炮声与风声相应和，有如疾风骤雨，又似潮水拍岸，彻夜不停。白天，枪炮声沉寂时，膏药牌的飞机就窜入阵地上空，擦着山岭盘旋侦察，连续四日。7日午夜，敌方阵地上连续朝我影珠山发射耀眼的照明弹，继之，一股日军亡命地从我军山脚下的防御薄弱地段冒上了影珠山，与我警戒部队短兵相接。在这紧要关头，孙渡镇定自若，手握电话筒与左右友军联系，调动各属山下部队合力出击敌军；鲁道源冒着弹雨指挥警卫，以旺盛火力居高临下压制窜上山来的敌人。鏖战至8日拂晓，终将窜上影珠山的千数敌人全部歼灭。俘虏钻进红薯地窑及荆棘丛的日军士兵21名，旭日东升清扫战场，山沟山坳中，道路上堆积着横七竖八的日军尸体。会战告捷后，五十八军调驻长沙市东北的枫林市休整，《阵中日报》的战地记者伏笑雨，《中央日报》的战地记者胡定芬，《扫荡报》战地记者王淮冰等报道了五十八军将士浴血奋战影珠山，杀伤大量侵略军的战绩。中央电影制片厂还到枫林市拍摄了《影珠喋血》的镜头。

据中日双方战史记载，日军独立混成第9旅团山崎大队偷袭影珠山，企图接应从长沙北溃的部队。[4]第58军与第20军协同作战，顽强阻击。

那场鏖战，惊心动魄。进犯的日军一个大队遭受毁灭性打击，除一名军曹侥幸逃脱外，自大队长以下全员被歼。我英勇的守军亦付出巨大代价，480余名将士血洒疆场，壮烈殉国。战后，烈士忠骸被庄严安葬于影珠山山顶，并立碑以志纪念，后历经损毁与修缮。如今我们看到的，便是穿越战火与时光、静静矗立的“长沙保卫战影珠山抗战阵亡将士墓”。岁月无声，青山为证，作为第58军最后的老兵，李淑芳老人的这个军礼，跨越了时空，沉重而深情。

《壮志千秋》载，经过数次激战，部队伤亡很大，云南部队中渐渐补充了不少外省籍的士兵。云南籍的官兵们也逐渐放下了地域观念，取而代之的，是日益浓厚的民族意识。新补入的士兵与老兵相处融洽，毫无隔阂。比如湖南籍的士兵小何胜，就与战友们相处得极为相得。甚至在不少团里，还形成了老兵设宴欢迎新兵的传统。一次，鲁兼师长为了欢迎护送新兵上前线的志愿兵团官兵，特地派政治部王瑞恒科长前往吉安，请来了一班平剧团，以示犒劳与慰问。[5]

《壮志千秋》以翔实的几段文字，生动展现了第58军文艺兵的工作方法、显著成效与动人风采。[6]

平剧共演出了三天。前方的剧场不可能像城市里的戏院子富丽堂皇，但由于筹备者事先有计刻，因陋就简，却也简单朴素，井井有条。墙壁四处张贴五彩缤纷艳丽夺目的标语、漫画,它们的内容却有寓意警惕，发人深省，既实践了娱乐不忘救国的口号，还做到既简单又美观的新生活信条。

这个精心构建的前方剧场，诠释了战时宣传的精髓：既是一个娱乐场所，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动员课堂。将“看戏”的私人娱乐行为，无缝转换为“救国”的公共政治行动。

新十一师官兵和附近村庄上的民众，接踵而来，显得人山人海，热闹喧嚣。在田间路上，老表和表嫂牵着小孩:“走呀！快点，看慰劳戏去，看慰劳戏去。”师属各单位观剧是轮流的，第一天三十一团，第二天三十二团，第三天三十三团，第四天招待志愿兵团和师直属部队，第五天招待民众，最后两天鲁兼师长，梁副师长，安参谋长都亲到参观。

观剧安排上，先部队后民众，部队中先作战团队后直属部队和志愿兵团。这种次序本身就传递出一种价值排序和礼仪规范：既体现了对主体作战力量的重视，也包含了对志愿兵团和民众的礼节性尊重。

第二天演出以武戏为多。“定军山”，“溪皇庄”二出中，黄忠，黄天霸等要角一出场，台下鸦雀无声，肃然起敬。等锣鼓渐紧，演到杀劲极浓，难解难分的地方，台下喝彩的声音便如春雷响动，“英雄爱英雄”的潜意识，跃出在将士们的嘴上。

将传统忠勇精神转化为抗战士气。这种“旧瓶装新酒”的做法，既保留了传统文化的亲和力，又注入了时代所需的动员能量。

第四天招待志愿兵团各官佐，并备有筵席款待，鲁兼师长侃侃致词，大意说:“各位送新兵到前方来，一路上实在很辛苦，今天谨以菲薄的酒席聊表微意。以后，各位或留在前方参战，或回后方工作，总而言之都是为国家民族而奋斗。前方的再接再厉,实有赖于后方的源源补充，因此我觉得后方尤重于前方。这一杯酒，祝诸位健康！”

鲁师长的这场筵席，其意义远不止于“款待”，而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政治整合与士气激励仪式。他的致辞，是一把精准的“心理钥匙”，足以开启人们的爱军拥军热情。

招待民众的最后一天，到处张贴着“欢迎各界民众参观”的纸条，附近的老百姓的脸上充满了喜悦。鲁兼师长恐怕剧场外的民众看不清楚，命令官佐们让出座位，把老表和表嫂们请到座位上去。这晚上，又请乡保甲长们欢饮，鲁兼师长亲自招待，殷勤劝酒。极尽交欢联谊的畅快。

这段招待民众的记述，展现了“军民鱼水情”场景。对大众，给予“尊重”，通过象征性的谦卑姿态，换取最宝贵的民心。对精英，给予“面子”，通过传统的人际交往礼仪，换取实际的合作与支持。

总之，以上几段文字，生动再现了抗战时期一场为期数日的军民联欢。正如黄声远在书中所述，“平剧演唱表示了欢迎新兵的盛意，也慰劳了战士们的疲劳，与民众联络了感情。”这场活动早已超越单纯的戏曲演出，成为一幅融政治动员、军民团结与文化教育于一体的生动画卷。

下 篇

八十年后重返旧日战场，松涛声声呼唤战友模样/颤抖的手献上花，军礼仍如当年样/如今国富强，请安心长眠山岗/啊，战地玫瑰，百年仍铿锵/黑白岁月化作金色的守望/愿世间永无烽烟起，愿青春永不散场/你是历史的证人，民族的脊梁/硝烟散尽你依然绽放/岁月不改你模样，啊，战地玫瑰/在每一片春风里，轻轻唱/在每一片春风里，轻轻唱……

——摘自《战地玫瑰》

李淑芳介绍，抗战胜利后，由于鲁道源不愿打内战，又不得不服从军令，所以他把从云南带出来的剩下人员以老弱病残等原因自己返回家乡。

“我父母也以非战斗人员（文工团）自行返乡。回到家乡云南嵩明县后，国民政府县长请他当秘书，他表示自己不从政，要求回到母校当老师，为国家培养人才。”由此可见，杨世英与李淑芳没有参加内战，只想回到嵩明过平静的生活。杨湘林的手稿记载了父亲从教的往事：

解放后由南下军接管学校，县委委员韩志道任镇长，兼学校校长。他说我父老实肯干，提升为总务主任，当时学校非常困难，是原来的寺庙，缺教室、缺老师，他担子非常重，只好动员我们5个家属组织起来，首先为老师们洗衣服，发展到为学校服务，开办养猪和做豆浆、豆腐花和豆腐，提供给学生食堂。后来为了改善老师们的生活，又开办了教师食堂，受到好评。

在学校工作期间，由于长期没有校长，杨世英肩上的担子格外沉重。除了全面管理校务，他还身兼多职——既当班主任，又承担语文教学，还担任语文调研组组长。在师资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他什么课都顶得上：不仅是语文，连动植物学、美术课、劳动生产课也都一并兼任。

学校原是由旧寺庙改造而成，办学条件十分艰苦。解放前每年只招一个班，解放后扩展到两个班，待到1957年开学时，已增至五个班，教室严重不足。为解决这个难题，他发动全校师生，利用每天早晨出操时间，亲手搬运砖石（当时正值拆除旧城墙），终于建起了“万海楼”——八间宽敞的教室，不仅缓解了教学之需，更为国家节约了两万元。

当时学校食堂一餐收费一角钱，提供三菜一汤，即便如此，仍有许多同学负担不起。为改善师生生活，他组织五位教师家属包括自己的夫人李淑芳在内，为教职工洗衣、养猪、制作豆浆和豆腐，既保障了食堂供应，又专门为教师开设了小食堂，切实改善了大家的伙食。每天晚上，他还要组织在校职工学习、开会，日日忙碌，不得清闲。

到了1959年，学校开始创办高中部，这份重任，又落在了他的肩上——他成为了高一班的班主任。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全心投入教育事业的教师，却在1961年被错误地打成“历史反革命”。

杨湘林《杨世英历史简介》《李淑芳个人简历》手稿。图片由杨湘林提供

丈夫教书，她相夫教子。日子虽清贫，却温馨。

在1953年的“三反”及肃反镇反运动期间，全省中学教师被集中组织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整顿学习。在此期间，所有教师不得外出，没有休息日，并严禁会客，统一接受组织审查。经核实，杨世英本人历史清楚，不存在问题，组织上随即作出明确结论。该结论现存于统战部档案中，内容指出：他出于保卫国家、维护民族利益的目的，自愿随第58军参加抗日作战，就其个人行为而言，完全是正当的，并无任何过错。

然而，到1961年，他因受到诬陷，被错误地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并因此被剥夺自由，遭受专政达二十年之久。此后，国家相继落实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右派平反政策以及对原国民党校官以上人员的政策，但他均未能享受到其中任何一项政策的平反与纠偏。

其实，杨湘林自己也是命运多舛。他早年参军入伍，却因父亲身份等原因遭人构陷，被扣上“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蒙受多年囹圄之灾，幸得平反。切身之冤让他对父亲的痛苦有了更深切的体会，因此，他在后来选择致信统战部，陈述情况，请求落实政策。加之父亲的一个学生也出头，带六个同学到省里申诉。“最后是省统战部下文，按1953年的结论应给予平反……但没有给一分钱补偿。”杨湘林表示。

杨湘林戎装照。图片由杨湘林提供

儿女们将杨世英接到长沙，一家人终于团聚。但他水土不服，过不惯。“皮肤得病，还是要回老家。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回去后又在小学校看传达室，又参加政协活动，参加编写县史和校史等活动。”

杨世英《起义人员证明书》。图片由李淑芳提供

在安华山庄，李淑芳精心保存着一张证书，编号是昆字第0001452号，内页写有：

杨世英同志，原系国民党嵩明县政府人事管理员，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在嵩明县参加起义，特此证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五日

另一页有他的照片，并盖有嵩明县人民政府的印章。这张证书，是军地两方对他的盖棺定论，成为他晚年洗清冤屈的慰藉。“他完全在苦难中为国家供应了一生，2007年冬月，父亲逝世，享年98岁。”杨湘林说。

他的墓碑上，这样写着：

公生于一九0九年，青年时期负笈昆明求学，一九三八年参加五八军出征抗日，任军部上校秘书。新中国建立后，在嵩明中学任教，一九九一年退休后，任县政协第一届委员及县人民政府县志编纂工作顾问。

廿载冤屈，不着一字；平生心事，尽付沉默。

黑白照片：李淑芳与儿女，自左至右：杨惠玲、杨曼玲，杨卫林。图片由李淑芳提供

彩色照片：2025年12月，李淑芳103岁生日，四人按当年座次拍照。黄河远摄

黑白照片：自左至右：杨曼玲，杨卫林，杨惠玲，杨利林，李淑芳。图片由李淑芳提供

彩色照片：2025年12月，李淑芳103岁生日，五人按当年座次拍照。黄河远摄

晚年回忆往事，李淑芳向儿子口述时百感交集：

1958年，由于离家太久，我妈要我回到长沙。我当时带了三个小的（孩子）回到长沙。后来丈夫被陷打成历史反革命，在长沙生活没有收入，所以特别困难。小孩幼小，还有外婆，近百岁要照应丢不开，也不能出去工作，生活基本靠母亲和姊妹们帮一点。

李淑芳年轻时的照片。由李淑芳提供

为了养活五个孩子，她什么活都干，后来主要在别人家当保姆。1969年，李淑芳下放到宁乡县檀树湾公社杨柳大队第八生产队。46岁的她，开始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生活。在她口述、杨湘林代笔的《李淑芳个人简历》中这样写道：

文化大革命后，由于种种内外原因，自己主动要求下农村，下到宁乡檀树湾公社，一开始队上认为长沙的坏人下到这里，经过一段生活，跟社员的关系都特别好。别人也很愿意帮助我们，丈夫和儿子平反后，子女们都返回到长沙，我本人一是不愿拖累子女。第二，在农村习惯了，所以一个人留在农村。

“那时候日子真难啊，但看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再苦也值得。”

那段岁月里，她不敢提起自己抗战女兵的身份，那张她着军装、摄于赣北、唯一留存的春秋剧团合影，被她藏在衣柜最隐秘的角落。

直到2015年，李淑芳获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她在赣北雪天里与战友们合影的老照片才被重新翻出，家人也才真正了解她不平凡的过去。

她的身份证上出生年份是1927年，比实际小了4岁。被问起原因，她笑笑道：“那个年代，别人问我为什么参加国军，我就说当时年幼无知被骗去的。现在政策好，没人瞧不起我，我光明正大、挺胸抬头过百岁。”

2025年8月，李淑芳参加汨罗市抗战纪念活动。罗新国摄

2025年8月，抗战胜利80周年，她应志愿者之邀踏上影珠山，亦重返当年第58军的战场——汨罗江畔。在屈子文化园，由汨罗市抗战文化研究与传播志愿者协会举办的纪念活动上，她如一位自带光芒的明星，被温暖与敬仰簇拥。孩子们手捧鲜花与抗战纪念徽章，向她敬献。她笑意盈盈，向全场抬手比出一个象征“胜利”的手势。

当主持人的声音响起——“这位是百岁抗战老兵，国民革命军第58军春秋剧团的李淑芳老人”，全场顿时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她凝望着台下那一张张年轻而真挚的脸庞，一字一句，清晰而深情地说道：“希望祖国富强，外国再也不敢侵略我们。”

如今，她在长沙望城区安华山庄安享晚年。

“感谢爱心人士，帮我成功申请到抗日老兵待遇，住进了这么好的养老院”，

提及儿时的姐妹与军旅的战友陈静，老人十分挂念：“她后来去了哪里，音讯全无。”更让她唏嘘不已的，是那些在战场上逝去的战友：台下为她们演出鼓掌落泪的战士，次日便传来了牺牲的噩耗；崎岖山路上帮她扛过沉重戏箱的同伴，下一场战斗后便生死相隔。正是战争的残酷，将这份用生命换来的情义，深深烙印在她心里。

“我晚年过得愉快，过得好，国家对我好，我崽女也都好，经常来看我，给我买东西。”

每天上午看电视或者到健身器材上运动一会儿，下午打麻将娱乐。每次与老人的儿女相约去探访老人家，她总是要送到楼下，目送我们上车离开。

“日军兵很厉害，很坏，杀光，烧光，抢光，中国的土地好大好宽好苦，过去很多外国都想侵略我们，共产党领导中国伟大富强，任何国家也不敢侵略中国。”

“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国家一直太平，年轻人能过上好日子。”

“你们年轻人，要珍惜幸福美满的生活……”。

老人经常向来访的抗战志愿者讲述往事并殷殷嘱托。

2025年12月，志愿者为老兵李淑芳庆贺103岁生日。黄河远摄

隐忍半生，晚霞满天。李淑芳，这位历经烽火的抗战老兵，在2025年12月的冬日暖阳天，迎来了她的第103个寿辰。汨罗市抗战文化研究与传播志愿者协会依据她的事迹谱写成《战地玫瑰》歌曲，并精心制作成音乐影片，于寿宴现场倾情呈现，以此向这位世纪老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这篇文字与歌曲，不仅承载着我们对李淑芳老人最诚挚的祝福，更是一份穿越时空的致敬。当《战地玫瑰》的旋律响起，那段永不褪色的历史便在歌声中焕发生机，在一代代人心中传承。愿英雄的精神永驻，愿战地玫瑰永远绽放在我们共同记忆的原野上。

参考文献：

[1]钱润光. 抗日名将孙渡[M]. 北京：团结出版社，2019: 145.

[2][3] [5][6]黄声远. 壮志千秋[M]. 上海：上海汉文正楷印书局，1948:卷首语，56，57，58.

[4]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 长沙作战[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205.

作者简介：刘阳河，本名刘优良，出生汨罗江畔，退役上校，北京大学博士后，从事抗战文化研究与传播，出版著作多部，现居长沙。

（一审：凌熙  二审：袁琳  三审：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