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兰溪百家塅，总有人向我谈起他们当地的历史名人汤日新，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当地还有很多的汤氏后人，谈祖先的名人是家族的自豪。其次还有益阳在民国时期许多盐商和煤油商人，包括益阳城内的食盐与煤油供给，都是经兰溪汤日新之手批准发出来的，汤日新可说是整个益阳食盐与煤油的批发启动人。故此，百家塅出了这么一个大名人，自然有人谈论和打听，并希望我写百家塅故事时，把汤日新的故事整理出来，也让百家塅的这个名人扬扬名。

　　但这个当地的名人，当地人却没人能知道汤日新生辰、读书程度、以及简单地生平。自然，地方志和益阳县志上都不见经传，这个好理解，原因是传统文化的写志，要求是“盖棺定论”，民国时期汤日新还年富力强故没有记载。而解放后的志，更有阶级斗争的要求，况民国时期的官员多称“伪职”，亦没见记载。

　　可这个仅有当地传说，找不到片文只字的汤日新，却经网友的推荐，在涟源市政府网站的【脱贫攻坚】“高举父辈旗帜 传承红色基因”和《娄底档案》特别节目第九期上，找到了汤日新的名字和事迹。

　　“革命斗争的兴起，引起了反动知县罗人骥的仇恨，多次密派枪兵暗算卢天放，幸有同志报信，才免遭毒手。卢天放与安化支部的同志决定开展“驱罗运动”。卢天放指示进步人士吴牧郎，在1925年8月9日的《长沙大公报》上刊登出820多人签名的“安化人民之呼吁”，公开揭露罗人骥无钱不要，无恶不作罪行。同时，卢天放还亲自去长沙，向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告发，列举了罗人骥二十三条罪行。后来，省里撤了罗人骥的职，另派比较进步的汤日新来安化任县长。当时有人在政府门前以卢天放和进步县长汤日新名字为题，作了一副对联：“天放天放天天放；日新日新日日新。”

　　上述官网文字，乃是娄底革命烈士卢天放后人写的回忆文章，而图片则是《娄底档案》存放的一张撕掉一小部分照片，题字可见“安化县党部欢迎......”字样。但两处乃至1925年8月9日的《长沙大公报》三处，还有百度上怀念安化大革命烈士蒋晔的文章等多处都提到了汤日新的大名。

　　正所谓“墙内开花墙外香”，当地人一问三不知的汤日新，居然在湘西和安化有大名声，且有“日新日新日日新”的安化县政府点名对联。这应该是个有价值的名人了，可当地的兰溪百家塅，且还出过不少名人学者的地方，对这个汤日新却为何说不清呢？

　　对此，我仔细查了有关历史资料，随着资料的增多，按理是应该越来越清晰起来，不过，湖南1925——1926年的那段历史环境，确实是一段很难说清楚的糊涂史。那时虽然是民国十四年，但在1924年孙中山与李大钊“联俄联共辅助工农”组建国民党，成立中华民国，又称南方政府，反而降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称为“北洋政府”。而湖南，正处在这两个政府拉锯的中间，来回都是要挨锯的，先从几大现象说起；如湖南省长赵恒惕，原本是北京中华民国任命的省长，但1923年8月一度被孙中山委任的湖南省省长兼湘军总司令谭延闿 率兵逐出长沙，同年11月下旬因得到直系军阀吴佩孚 的支持，率兵迫使谭军退入广东，赵恒惕又复任省长，继续按传统行政。

　　1925年9月，赵恒惕北京民国政府的命令，派兵镇压安源工人运动，封闭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 ，11月，下令镇压长沙学生运动，现在看来，这是动了共产党的基础，但当时国共就是中华民国南方政府，自然是同仇敌忾，于是，便动员湘军老同盟会员唐生智，宣布“反英、讨吴（吴佩孚）、驱赵（赵恒惕）”，公开正式加入南方国民革命军，赵恒惕再次被赶下台，湖南成为无政府状态。

　　这种状态；行政惯性上还属于北京的中华民国，包括个州府县长都是北京任命的。但南方政府却迅速在湖南各地建立了国民党党部，此时已经开始公开亮牌开展活动，直接在议会扩展席位，讨论并通过组织及纪念、教育及宣传、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青年运动、商人运动及一般国民等问题决议案，使政府的权力形成半虚位。

　　然南方政府内部却也出现了分裂，那就是国共两党在农民运动上的态度，分明是地主与农民的两个贫富立场，于是，共产党在国民党部下公开地开展农民运动时，也秘密地在各地成立了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如安化县，就是在早期共产党员夏曦和卢天放的发动下，与1925年最早打出共产党安化支部的牌子，这是因为安华是个人口大县，且属于贫苦落后的边远山区，属于民国政府管理薄弱地区。

　　1925年8月到安化任县长的汤日新，就是在此种情境下出场的，是由“中南五省煤油特工局长”的职务调任的。但汤日新这个主角有必要调查清楚，我们找到了其第四代汤氏子孙，查阅了《汤氏六修族谱》，经查族谱：

　　汤日新，兰溪百家塅人，允定四子  迪敘  号日新，兼继父允湘。居百家塅，光绪十五年（1889年）己丑十一月廿四辰时生，民国元年由前湖南高等实业学堂（湖南大学）毕业，咨送汉阳兵工厂实习五年，充任湘军总司令部军械处中校处员，六年充任湖南陆军第一师上校军械处处长，十年被选为湖南省议会议员，十二年充任第六军军部军法处处长，十五年充任湖南省财政厅第三科科长，旋调署湖南安化县县长，十六年充任武汉政治分会财政委员会煤油特税总局局长，办理湘鄂赣皖四省煤油事宜，二十四年署湖南宁远县县长，经中央铨叙部审查资格准以简任登记三级并发给证书，一九四零年庚辰九月  日时殁，年五十一。

　　上述文字，读后便有些疑惑，爱研究历史的学者可能都有点难以读懂，但我们来到墓地，见墓地和和读过墓碑文后，疑惑就更大了。

　　墓碑未按传统的碑制碑体刻写，如最起码的生、卒年日不见，而名字竟然成了“杰人”，著名为儿子汤列作一人。汤日新为湖南大学毕业，其子汤列作（1919年——1987年）也是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可墓碑为何要脱制且写成“杰人”，碑头还刻有国民党党徽，正文竟然为；“国府铨叙简任三级汤公杰人大人之墓”？

　　“国府铨叙简任三级”，“国府铨叙”可以在史料中查清，即1935年以后国家军事委员会的人事厅（铨叙厅）。是专门认定军人职务、资历、学历、战功等情况的部门，抗战全面爆发后，为保证安抚抗战烈士的后顾之忧，应归民政管理的“行营抚恤和一干安置工作”也划为铨叙厅。而“简任”，则是厅级职务的认定，至于“三级”，则是指技术官的技监，说白了，汤日新是个在宁远县任县长后被认定的厅级官员。

　　但为何要写成“杰人”，碑头为何刻党徽，再具体汤日新为何而死，具体讲，汤日新才五十岁，可说是年富力强，以致把一块碑刻写成上述模样，则无人能说清了。

　　原本心想查到汤日新的资料，汤日新的事情便可说清楚了，谁知见到资料后却更说不清了；难怪当地没人能说得清的。

　　查汤日新1925年到安化任县长的经过，是很有戏剧性的，他是已经被湘军总司令谭延闿1923年赶出长沙、1924年吴佩孚把谭延闿又赶到广东，再杀回马枪的省长赵恒惕所任命，1925年，湘军总司令谭延闿虽退回广东，出于对南方政府内部矛盾的平衡，提议要国民党员，南方政府“军部中南五省煤油特供局长”出任安化县长，并通过北洋政府新秀湘军将领唐生智逼迫省长赵恒惕通过，才名正言顺走马上任安化县长的。

　　汤日新上任安化县长时，此时南方国民政府已公开在安化县设立了县党部，这是湖南最早亮牌的县城之一，但此时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安化县党支部”也只慢半年公开地挂牌，且由于夏曦、刘少奇、卢天放等的宣传活动，已把农民运动发展起来，对此，国民党党部虽还属于共产党打的正牌，但思想明显对立，也挂起了“农会”的牌子，不过，却是地主武装，就在安化贫苦农民的农会和地主富农的农会矛盾越来越尖锐时，汤日新此时被南方政府推荐，由北洋政府任命，成了安化有史以来的第一任“县长”，因清朝以前叫县令，民国以后又叫“知事”，故说汤日新有点戏剧性的登场。

　　汤日新安化上任后，正遇全县两个不同政治立场和后台“农民协会”的激烈矛盾，汤日新县长的身份，虽左支右挡，尽量维持平衡，但两年时间内，可说是费力不讨好，诽誉参半，可当时社会上的口碑与《长沙大公报》却把他的大名与安化县共产党的执委书记卢天放绑在了一起，如“天放天放天天放；日新日新日日新”。

　　汤日新在安化当县长正好两年，因1927年马日事变后，他于27年8月就任武汉政治分会财政委员会煤油特税总局局长，可说是重干老本行，且实权还不如“中南五省煤油特供局长”，有轻用的意味。这个位置干了8年，益阳与百家塅还是因汤日新的权利，做大做活了煤油与食盐的批发经销，这也是当地老百姓念叨汤日新的缘故。

　　但“二十四年（1935）署湖南宁远县县长”，也就是说，汤日新安化任县长，十年之后却又回到了老本行干县长，当时的宁远县只有安化县一半大，地方更偏僻，人口也只一半，别人是官越做越大，而湖南大学毕业的才子汤日新却越干越萎缩，这现象多少有些蹊跷，尤其是死因没写，且日期空着，后来的“经中央铨叙部审查资格准以简任登记三级并发给证书”，是死后认定还是生前只发个“证书”？这就更令人蹊跷了。

　　带着这些个疑问，我们更深入采访了汤日新的堂侄玄孙汤进。　

　　汤进出生于1961年，虽也没见过这位叔祖爷，但平常家族念叨和议论得多，却也没说出什么那块墓碑上的疑问来，连那句话是个什么意思都不清楚。或许，他们汤氏家族根本就没想到族谱和墓碑如何要这样写，但却讲出了两件事情；一是他的叔祖爷汤日新曾在百家塅建成一所“兰溪百家塅完小”，1958年大跃进期间，因上面认为养猪肥多，肥多就粮多，而学生书读多了反而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于是便决定拆除建“万头猪场”，但在拆除学校时，省里的文史专员蔡杞才（1949年益阳和平解放时的专员）打电话通知益阳县，要他们保护好汤日新的墓，结果是兰溪的武装部长朱工骑线车（自行车）赶来通知，说省里指示不许拆墓。其实，那次百家塅就没打算拆墓的。第二是文革1967年时，益阳二中和兰溪中学的一群红卫兵，说我们百家塅是“保皇派”，保护已被打到的区委书记朱工，其中有条罪就是保护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汤日新的坟墓，碑上明明还刻着国民党的党徽，于是，带着几把工兵镐和锄头来挖墓，墓挖开泥层，却发现里面是用砖和水泥砌的墓室，一时刨挖不开，正在想尽办法弄开时，这时从益阳赶来两名骑线车的军人，身上背着冲锋枪，他们是才进驻益阳县的47军军官会成员，阻止了红卫兵小将的开墓砸碑，重新填土，并把已挖倒的碑立起，也就是现在墓、碑的样子。

　　听完这两点介绍，我似乎对汤日新族谱上的记载与墓碑的写法疑问有些开窍了，因我曾经考查过益阳县长王秉丞、第五行政公署专员谢声溢在“皖南事变”前后“清党”的历史，那是国民党顽固派何应钦、白崇禧在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掀起的第二次“反共清党”高潮，社会上的共产党员遭到逮捕审查，而国民党政府内部潜伏的共产党员，更是清查的重点。

　　在大敌当前，国民党极端分子挑起的这场国人内讧，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党中央不仅严厉谴责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阴谋，而且在行动上给与了坚决的反击，严正地宣布重建新四军。并且，在社会上发动宣传取得各界人士、民主党派的同情和支持。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陈友仁等国民党左派人士，为皖南事变在香港发起抗议活动，取得海外华侨和华人的一致谴责和抗议。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在国际上，也遭到了苏联、美、英、法等国的批评和不满。迫使蒋介石在第二届参政会上不得不检讨表态；“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

　　但这场从1940年就由国民党顽固派催化发动的反共高潮，在国内国统区内也掀起一股“清共”的运动，当时益阳县长王秉丞就遇到国民党部天天催办“清党”的事情，不得不变着法子于1941年7月18日，将鸦片瘾君子项喜盈在汽车路河边枪决，并以此交国民党部的差，从而救出了蔚南女子中校长林伯森、教导主任赖利贞。但时任宁远县县长的汤日新却没有益阳的这种环境，因此地为陪都重庆的后方，更是军统特务控制的中心重点，说不定正是1924年后，国民党中央派夏曦、刘少奇回湘秘密发展为潜伏的共产党员，以致国民党从国共合作翻脸后就开始对其怀疑，只是一直找不到证据，但从1927年以来，汤日新就得不到提拔重用，此次国民党内部掀起的这股反共高潮，军统或许已经查明汤日新中共党员的证据，并进行了秘密关押或处决。

　　可中国此时正处于抗日战争的高峰时期，表面上是国共联合抗日，同盟国也因是这种国共合作才支持中国的抗战，然此时国民党顽固派的“清党”，即使撇开立场来论，都是极不合时宜的，在大势的压力下，蒋介石都不得不检讨表态；“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可军统已经秘密把有影响的汤日新处决，为此，在维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大局面前提下，军统和国民党部不得不对汤日新的处决作出修复和完善处理，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族谱记载和墓碑刻字了，这应该是对汤日新的子女威吓利诱和政治谈判的结果。所谓“经中央铨叙部审查资格准以简任登记三级并发给证书”，这句猫屁不通的记载，应该是汤日新儿子汤列作谈判所获得的成果，即按副厅级发放抚恤以及其它政治待遇。而“杰人”，应该是儿子汤列作对父亲汤日新的评价，即“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的暗喻。自然，汤氏子女如果不接受这种结果，除无各种待遇外，还会加上一顶“共匪家属”的帽子，甚至直接按战时破坏抗日处理，这是犯不着的眼前亏。但这种结果的前提便是守口如瓶的永久保密。

　　上面诚然是笔者逻辑推理分析，但也只有这种解释，才能解释通汤日新去世年龄、无去世日期、墓碑脱离碑制、族谱文字诡异的现象，汤是父子是当地甚至是益阳书读的好的家庭之一，这种不应该犯的错误留在族谱和墓碑上，或许其目的就是为了后人能揭秘还愿历史，但由于国共两党矛盾斗争的长期复杂性，双方潜伏人员的保护和保密性，故一直不能公开揭秘，以致才留下今天百家塅人谁也说不清，益阳经过大跃进和文革还留存的刻有国民党党徽的墓地和墓碑。

（左为作者老汉，中为美篇总编龚维强，右为汤氏子孙  ，百家塅村村长）

　　或许，随着国家永久档案的解密或祖国统一后，这种八十多年前的地方小迷会自然解开，汤日新墓也成为百家塅参观和解说历史的一个景点。

　　作者 老汉

（一审：凌熙  二审：袁琳  三审：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