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于对侍郎桥的实地考察,我们知晓了侍郎河。
古城益阳往东,走国道经省道拐县道,不到一小时车程的泉交河镇原田村有一座侍郎桥。虽然是桥2011年就列为了益阳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一直鲜为人知。笔者也是近读民国《益阳县志稿》才知道有这么一个曾经大名鼎鼎的所在,从而引发了我们极大的兴致。于是,庚子深秋和初冬,我们两次驱车来到原田村进行实地采访考察。
民国《益阳县志稿》载:“侍郎桥。侍郎河以桥而名,至桥之得名,旧志云:相传系前朝苏侍郎居址。东有苏家坪,西有苏家围,按苏氏族谱明永乐间,有苏文魁官工部侍郎,卜居于此,其后裔蕃衍源流,历历可考,则侍郎之为苏当无疑义。惟姚氏谱亦有元代工部侍郎姚贞情,今姚氏为侍郎河大族,则侍郎亦可谓之为姚。二侍郎皆邑人,而旧志不著录”。“旧志不著录”,新志也未见录。1990年代出版的《益阳县志》与《益阳地区志》均未见只言片语,益阳有关文史资料也未见提及此桥,连乡土志都未讲到。直到本世纪初,大抵因侍郎桥是南洞庭湖益阳区域仅剩的形制罕见、造工精良的古石桥,才引起相关部门重视,立起了一块“益阳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但该桥已被严重破坏和损毁。石碑碑阴有勒石谓:侍郎桥位于欧江岔镇侍莲桥村(撤乡并村前的地名),建于清代,全花岗岩石结构,为四墩五跨平板桥,桥墩呈船形,东西两侧浮雕蜈蚣图案,全长36.5米,宽4.35米,建筑面积524平方米。
《民国县志稿》123字,文物保护碑68字,就是目前所见到的侍郎桥的全部文字记载了。凭着点记载,要采访考查这样的桥梁,是可以望而却的。但眼前的侍郎桥遗址和完全无法毁坏、可说还保护完整的桥墩,却使人不得之不产生弄清楚的欲望;这么高规格、高标准的建筑,是什么原因使益阳人集体失忆、难道益阳人真的不识货?随之带来的一系列疑问;又是什么原因要在此地建这么一座桥、并使这条河都叫侍郎河?从规格上来讲,当时桥的两头还各立两头石狮子,这在封建等级制及其严格的环境下,本身就证明了当时“桥”的地位与非常人的特殊用途。元明两朝都有“工部侍郎”居此,本身就说明了该桥的不平凡。
侍郎桥东头的居民,1948年出生的熊振华老人介绍说;1958年,该桥的桥面大麻石条包括栏杆与附着设施全部拆毁,是去建“万头猪场”,桥档头的四个狮子亦拆毁不知去向,那时我还小,不明所以,也不知道这四个狮子弄到什么地方去还是砸烂了。1978年,修建新的侍莲桥时,又将两头的引桥麻石墩拆毁,四个桥墩因砌得坚实,据说是用糯米石灰调浆,刀斧不进,在1978年那次拆毁时,我们这里有人想把两块雕有蜈蚣的石砖拆下来私用镇邪,但钢钎,砌刀连条缝都打不进。可见泥作石作技术十分到位,甚至可说是匠心独具,完全是按大清的《工程做法则例》标准,拆不动,故此桥墩未毁。但由于此桥此河在当时还起作用,桥头西面办有一所小学,于是,在1979年桥面上又铺了一层预制板,再在上面钢筋浇灌栏杆,不出十年,栏杆陆续损毁,可桥墩再过五百年只怕都没事。
也正因为这个“旧志不著录”,侍郎桥建于何时,何时得名,可说无史可考,但民国县志稿可考的已追溯到了元朝,现有迹可循的也是元朝,目前侍郎村姚姓居民为大姓,姚氏族谱也可为证。
益阳有志是从明朝嘉靖年(1551)刘激开始,写志可能考虑到元朝是外族所建的政权,而且元朝实行残酷的民族政策,对汉族人民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于是,史书里对元朝的资料记录很少,《益阳县志》还记了一笔“元代工部侍郎姚贞情”,已经是难能可贵,但是否可追溯到以前,就无法说清了。
但眼下在泉交河侍郎村的侍郎桥,却有资料可查,建于清朝,这是益阳市人民政府确认的,我们无理由置否
侍郎桥简介;位于欧江岔镇侍莲桥村(撤乡并村前的地名),建于清代,全花岗岩石结构,为四墩无跨平板桥,桥墩呈船形,东西两侧浮雕蜈蚣图案,全长36.5米,宽4.35米,建筑面积524平方米。
《民国县志》不到130字的介绍,文物保护碑不到60字的简介,就是侍郎桥的全部历史文字资料了,按理说,凭着点资料,要采访考查这样的桥梁,是可以望而却止的。但眼前的侍郎桥遗址和完全无法毁坏、可说还保护完整的桥墩,却使人不得不产生弄清楚的欲望;这么高规格、高标准的建筑,是什么原因使益阳人集体失忆、难道益阳人真的不识货?随之带来的一系列疑问;又是什么原因要在此地建这么一座桥、并使这条河都叫侍郎河?从规格上来讲,当时桥的两头还各立两头石狮子,这在封建等级制及其严格的环境下,本身就证明了当时“桥”的地位与非常人的特殊用途。元明两朝都有“工部侍郎”居此,本身就说明了该桥的不平凡。
但这也是益阳少见的文物实体与资料传说不对等的现象,一般都是实物不怎样,而资料与传说却高于其实,但侍郎桥却恰恰相反,实物明摆在那里,不是县级建筑手段和做工,且“侍郎”的名头也不小,非但史志不载,乡土志不提及,连传说也没有,这是什么原因呢? 历史上曾有过意识形态的原因,但这种原因往往不久便解禁,何况侍郎桥非私产,还是公益事业,也就是说,不是政治原因造成的。那么,历史上的原因就只有一个了;军事。军事原因的封禁是我们大家都能理解的。
下面,我们就按“军事”原因。在这个基础上推理;先大胆假设,再小心求证。
侍郎河,现在依然有数公里长的一条废弃河,乃是一条南北通的“运河”,过去直通洞庭湖,这条河应该是历史上一条漕运河,我们平常说的“洞庭鱼米乡”,不是一句夸赞词,益阳属南洞庭,是名副其实的鱼米主产地,“鱼米乡”是靠鱼米销往全国各地才得名的,这里运输粮食给朝廷也是必须的。
漕运是一个王朝的生命线,宋人张方平在其《乐全信》中写道;“近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本,食以漕运为本”。故此,凡涉漕运之地,往往被划为“军事禁地”,尤其是始发的粮食仓库,更是要把周边几里之内的百姓迁走隔离,其桥与河流也不得民用,地方政府更不得干预,志不载,老百姓不知,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而侍郎桥与侍郎河这里,则是益阳县粮食集中和发往洞庭长江的最佳选地,这除了周边的乡镇都是粮食主产的湖区,粮食集中除路程短成本低之外,也是益阳出洞庭的最短运输路线。因此,历史上在这里开展漕运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也是元、明两朝在这里都有“工部侍郎”的原因。
这一点好求证,益阳是南洞庭的粮食产区,必须有粮食卖出,否则,不叫鱼米之乡。而运输出去,侍郎河是最短程、也是最合理的路线,故此,历来、尤其是元明清以来都被作为漕运路线,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更合理的理由,事实上,益阳也没发现第二条历史漕运的路线,我们现在说的资江通航,具体讲是“汉口开埠”(1860年)以后的事情,因此,基本可以肯定;侍郎河就是漕运河。
12月2日,当我们第三次来到侍郎河复核时,1949年出生的当地居民姚爱田老师向我们介绍说;侍郎河在上世纪70年代末都还是一条主运河道,从洞庭湖直通煤炭坝,侍郎桥可通过轮船,当年还有客班船,只是帆船过侍郎桥倒桅杆落帆,当年的《洞庭鱼米乡》歌词“帆船哟结队呀下长哟江呃”,其中有一半就是从侍郎河开出去的,我们姚氏族谱上有记载,我们年轻时亲身经历
为此,我们还大胆推断;侍郎桥附近必有一处仓库群,当地精通历史的姚爱田老师与两位上了80多岁的姚姓老人证实;侍郎桥西头一条林荫遮盖的通幽道路,往西走一华里处的“观音堂”(当地从没建过观音庙,只建过杨泗庙),就是历史上的老粮库,1958年这里曾改建成“万头猪场”,但1966年文革中又复建成粮库,直到上世纪90年代,这里又被承包建成综合养殖场,近几年才废弃。 但现在保护的侍郎桥,却明注;建于清朝。
这又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考证的事情,清朝共近300年,具体建于何时?为什么要花大本钱重建这样一座高规格、高质量的桥?
后 语
综上推理;我们可得出以下两点结果;
一、侍郎河为历史上的漕运通道,上面曾有侍郎桥,至少可在元朝找到证据,那就是元朝的侍郎姚贞情居住在此,目前,还有大量的姚氏后人。
二、现今侍郎桥的桥墩为胡林翼咸丰三年(1853)所修 ,距今还不到170年。且这一年胡林翼也利用了漕运空回的船只启动了“宫保第”第二期工程,“宫保第”的名称应该是咸丰六年,胡林翼受封“太子少保”后定的名,此工程在胡林翼逝世在湖北巡抚任上前竣工,后没再启动,胡林翼本人也没回家居住和参观过“宫保第”,而胡林翼逝世后,朝廷为了感激胡林翼,追加了第三期专银款扩建,宫保第的扩大规模,应与胡林翼无关。是在咸丰十一年以后、同治年间的事情。一座益阳的宫保第。历经了道光、咸丰、同治三位皇帝才竣工。
当然,这种推论还是有两大迷无法确定;
一是桥墩石头上的“五毒”图案,尽管曾经猜测;这是风水中的“蜈蚣风水局”,也是洪秀全祖坟的风水局,满人曾以蜈蚣精比喻南方的洪秀全,此图出现在桥墩上,是否表明胡林翼要镇住洪秀全?当然,这是无依据的,连推理的逻辑式都不构成。从汉代开始,民间流传用五种带有毒性的动物来去邪避祸,厌而镇之。这五种动物是蝎子,壁虎,青蛇,蟾蜍,蜈蚣。也有将蜘蛛代替蜈蚣的说法。民间使用“五毒图案”就是想用“以毒攻毒”,“用毒镇毒”,的方式去灾避祸,平安吉祥,用“很厉害”的五种最毒的动物来克其他邪物,达到平安祥和的目的。这是甘陕一带的北方民俗,是否工匠就是北方人?
二是侍郎桥的四个石狮子,附近老人熊振华与姚爱田老师都肯定说是1958年拆毁的,当地其它老人亦可作证。但石狮子是啥模样?还具体说,是狮子还是狴犴?是狮子的话,背上又有多少排毛倦疙瘩?石狮子,虽然在民间有些滥用,但如果是胡林翼动用工部的桥师督造,其规矩是及其严格的。桥头立狮子,在北方虽多处可见,那是因为建桥人的身份够格,如王爷、亲王、郡王等,但南方的江南小镇,罕有皇亲国戚和贵族,桥头立石狮子,则必须是有历史讲究的。
上述两迷,还望有识博学之士能解,或进一步考查有所发现,使益阳的这座古桥、古漕运河再现当年光辉。 但有一点则是可以可以证实的,即笔者考查益阳抗战史时,曾多次听说益阳泉交河为重庆抗战政府和长沙会战运送军粮的事情,只是事关当时的军事绝密,一直无人知道储备运输粮食的仓库和地点,对此,日寇也曾无端地侦查和轰炸泉交河,并有一张挪威人拍摄的,日寇飞机在泉交河投炸弹炸大坑的照片,曾使当年益阳的驻军部队都莫名其妙,现看到侍郎桥,似乎一切都迎刃而解了,当年的军粮,就是在侍郎桥上装卸运输出去的。
现回想起来;当年的一座坚固且不怕水冲火烧的全花岗岩石桥,实则是一处隐蔽的装运码头,而河岸桥头绿树遮隠,周边几里人烟罕见,鸡犬之声不闻,肥沃的淤积湖土上草木繁盛,确实是一处地势偏僻的军粮保管运输之所,日寇飞机找不着,也是情理之中了。古今兵家,有识者皆是英雄所见略同。
侍郎河,跨越千年历史的漕运河,在现代陆运文化的发达前,就这样静静地沉睡在益阳的土地上,且是那样的平静安详......
邓亚龙、 张海燕、杨子恒、周放鸣
2021年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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